民间•文化研究与群众文化的“接合”

杜染

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主义制度建构、话语建构（即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运动）中，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曾经与宫廷文化相对而存在的代表人民群众创造性的民间文化与具有创造性和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的群众文化整合同一，以“现代性建构”为中介，民间•文化研究与群众文化研究“接合”为统一体。第一，从对象上看，群众文化研究与民间文化研究对象的接合点很多，群众文化与民间文化和专业文化形式本身就存在着内容上的关联，在文化建构意义上具有同一性。第二，从理论上看，群众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意义和独特的文化学术价值。总结一句话：“群众文化，根红苗正，原创理论，红遍全球。”第三，从实践上看，国家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了群众文化和文化馆（站）的现代化，也为民间文化的抢救与保护、传承与振兴、转化与发展提供了保障。国外也有群众文化的理论与实践。总体上看，中国群众文化理论与实践走在世界前列。

关键词：群众文化，民间文化，文化研究，接合

中国共产党成立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主义制度建构、话语建构（即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运动）中，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我国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人民至上”。所有公民，在履行公职的工作中是人民公仆，在工作外是人民的一员。文化也在接受并批判地改造过去各个时代进步文化的全部成就的基础上，成为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新文化。“民、民众、民间、民间文化”的话语体系与“人民、群众、人民间、群众文化”的话语体系整合同一，曾经与宫廷文化相对而存在的代表人民群众创造性的民间文化与具有创造性和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的群众文化整合同一，以“现代性建构”为中介，民间•文化研究与群众文化研究“接合”为统一体。

“接合（articulation）”这一术语，字面意思即组合和搭接，最基本的含义是指通过一种中介或活动将不同的要素或构件连接成一个统一体的实践活动，是一个耦合式的建构过程。这个词语经过厄尼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的阐释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引申，逐渐成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一个关键概念，保罗•鲍曼说：“接合被视为文化研究与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 我把“接合”概念从一种方法论的意义上做两个层面的化用：一是以学科间视界融合的内在关联为基础的跨文化、跨学科的接合；二是相关话语体系的整合同一，以及本学科理论传统积淀与现代发展的接合，也就是人文学者所说的“接着讲”、“再出发”。本文从对象、理论与实践三个方面简述群众文化研究的独特性以及它与民间•文化研究的“接合点”。

第一，从对象上看，群众文化研究与民间文化研究对象的接合点很多，群众文化与民间文化和专业文化形式本身就存在着内容上的关联，在文化建构意义上具有同一性。

群众文化是一个现代性的、兼容性很强的概念，也是一个社会历史文化现象。群众文化有一个随历史发展而逐渐成熟的过程：原始社会的部族文化→奴隶社会的庶人文化→封建社会的平民文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市民文化→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民众文化→社会主义社会的群众文化。虽然自有人类社会就有群众文化，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社会里，劳动群众被剥夺了受教育和求知识的权利，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长期受到压抑，各种形态的文化都在历史上有其局限性，各种群众文化形态虽说属于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的“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 的范畴，但还不是独立完整的、成熟的群众文化。在有阶级的社会，群众文化是被统治阶级的文化，主要是民间文化，它与宫廷文化相对应，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它与专业文化对应，共同组成国家主导文化，都是反映人民并为人民服务的。现代意义上的阶级概念、群众概念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独立完整的群众文化和真正属于人民群众的群众文化事业诞生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并具有独特的社会主义文化政治功能和发展指向。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文化不是自发地发展起来的，是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群众的自觉的创造的成果；不是以前的文化的简单的发展，是本质上崭新的文化，是文化发展的更高的阶段。正如列宁指出的：“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

从学术上看，可以从多视角去研究群众文化，包括人类学民族学视角、文化建构视角、文化研究视角、全球化视角、文化政治视角等。从内容上看，人们职业外从事的民间文化、非遗、专业文化涉及的文化艺术形式，都是群众文化研究的对象。从活动方式上看，群众文化活动方式包括两种：群众自发的民间的（如广场舞）和群众文化单位组织的（如天安门广场国庆群众联欢）。但与大众文化是相对立的概念。群众文化、民间文化代表人民群众创造性，而在大众社会以满足人的生理需要和心理欲望为目的的大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反文化，是应该受批判和贬低的文化。

群众文化与专业文化相对应，但专业文化领域从精英文化到民间文化，各个国家基本都有相应的概念和研究，研究的领域也基本全覆盖了，而群众文化作为一个国家主导的完整的概念和理论与实践，却是中国特色、世界意义，而且地位显著，与专业文化共同构成国家主导文化，属于党和国家的群众文化事业，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从党和国家层面指导着群众文化事业，使其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从理论上看，群众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意义和独特的文化学术价值。总结一句话：“群众文化，根红苗正，原创理论，红遍全球。”

群众文化的理论原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核心范畴是群众主体、文化建构、文化政治。从目前的文献看，“群众文化”这一专用词最早出现在俄国凯仁赤夫《校外教育及无产阶级文化运动》（译文原载1921年9月《改造》第4卷第1期，据文中表述推测该文写于1918年）一文中，文中多次提到“群众文化”一词，如：“这些都是以在共产主义理想的精神里，做群众文化的基础。” 当代德国法律思想家、哲学家、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的论著《社会主义文化论》（1922年首先出版、1927年修订版），其中提到：“无产阶级文化，成长中的社会主义文化只能是一种群众的文化，而我们把高贵化的群众称作共同体。”“要建立一种群众文化。” “群众文化”这一专用词在中国最早是1932年在中共江西省委《关于四个月的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其中提到“对于最紧急的群众文化政治工作，还未引起注意” 。群众文化一词最初就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的特色和文化政治意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中一直发挥先导作用，并从一个专用词逐渐发展成为作为国家主导文化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群众文化概念是一个特定概念，“群众文化的定义是人们职业外，自我参与、自我娱乐、自我开发的社会性文化。” 具有群众性、自娱性、倾向性、承传性的本质特征和精神调剂作用、宣传教化作用、普及知识作用、团结凝聚作用等社会功能。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各类群众文化。”

通过多学科交叉研究、比较研究、历史研究、文献研究、系统研究等方法，我研究的结论是：“群众文化”概念是在文化全球化即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中具有社会主义文化普遍性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中国原创的本土概念，是当代中国最具有独创性的文化概念，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思想和概念。在人民群众概念与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形成、人民群众主体地位与文化权益保障等基本问题上贡献卓著，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发挥先导作用。共产主义事业是世界性的。列宁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 社会主义文化带有全人类性，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群众文化形态必将具有广泛的人民性和普遍的社会性。群众文化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及其理论自觉、历史实践，也预示着群众文化研究领域必将是出经典的地方。

“群众文化的现代化”的概念，定义为群众文化在现代社会全球化进程和文明进程中的理性建构与科学发展。“群众文化的现代化”是群众文化具有现代性特征的过程和结果，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球化时代对世界文化现代化的一份贡献，其本质和终极目标是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和人的全面发展。

美国职业民俗学家多尔逊说：“民俗就像人类一样古老，也像人类一样年轻。” 群众文化也是这样，是一个古老的现象，也是一门年轻的学问。群众文化的理论研究基本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1959年，文化部文化学院开办了群众文化研究班，武汉大学开办了群众文化专业班。1986年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设立群众文化系（前身叫专修科），至1990年，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及各地十几所大专院校开设群众文化专业班（系） ，进入21世纪以来，上海戏剧学院、福建艺术职业学院、山西戏剧职业学院、四川音乐学院、西南大学、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浙江大学等都相继开办了群众文化大专班或本科和在职研究生班。群众文化学作为新兴的交叉学科，是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事，学科建设基础薄弱，至今仅有几家高校开设了相关课程，还没有成为能授予学位的正式学科，也没有高校设立群众文化的研究中心。研究力量基本是业界，重要的研究成果是文化部组织编写、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群众文化史》、《群众文化学概论》等和90年代出版的《群众文化学》等，还出版有全国基层文化队伍培训教材及一些专著、论文集等。

笔者的拙著《群众文化的现代化》（2018年1月出版）是在《中国群众文化史》、《群众文化学》的理论基础上的“接着讲”。研究的出发点是群众文化在全球化、现代化视域下和“文化政治”意义上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与意义。全书以“现代性”为总纲，旨在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建设。具体地说，主要做了两件事，即两个理论突破：一是从基础理论层面诠释了群众文化概念的学术意义、世界意义和文化政治意义；二是从应用理论层面进行群众文化的现代化理论建构，即“一个中心，三个基本要义”，包括“四个化”：群众文化发展的科学化、群众文化运作的社会化、群众文化治理的规范化、群众文化业务的专业化。从而可以确知群众文化学所具有的现代性的学科价值和意义。

第三，从实践上看，国家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了群众文化和文化馆（站）的现代化，也为民间文化的抢救与保护、传承与振兴、转化与发展提供了保障。

现代性的群众文化是现代公民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中国的群众文化事业是党的整个事业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国家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群众文化和文化馆事业发展与研究提供了重要保障和新的理论视野，推动了群众文化和文化馆的现代化；另一方面，群众文化事业和文化馆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骨干力量和前沿阵地。文化馆的职能和任务中包括搜集、整理、保护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

公共文化是相对经营文化而言的，理论来源于马克思公共性思想、西方“公共性”理论和公共管理学。在文化建设层面，公共文化属于文化事业范畴，经营文化属于文化产业范畴。公共文化属于公共服务的一项内容，可以从政府和社会保证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角度来理解。群众文化的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以群众为主体的一种文化形态，属于公共文化范畴，与专业文化相对应。群众文化的现代发展有五大突破：设立了六级机构体系、设立群星奖、设立群众文化专业职称，建立学术和行业组织、加强学科建设。1985年成立了中国群众文化学会，2012年成立了中国文化馆协会。目前，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代行国家文化馆职能，设有群众文化处。

1915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新群众文化运动的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群众文化工作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是党的一项事业，一直发展至今。中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实践中与世界苏维埃文化交汇、融合。苏联“红军”的军营之中很注意兵士学习军事知识、政治学识，“到一九二〇年中期，已经有一百五十个俱乐部，千余处戏园，万数图书馆，一千五百个音乐弹唱会——也是均属于‘红军’里面的。” 教育委员会“设立农工俱乐部及一部分的青年俱乐部”，“在乡间的消费协社特别注意于公共室的建筑。在城里的就组织几百个工人俱乐部。” “一九二〇年，根据三十八个省的统计材料，共有三万四千个图书馆，四万多个农村图书室，五千五百个俱乐部”，“一九五〇年初共有文化宫、文化馆、村俱乐部和农村阅览室十二万八千六百所。” 1922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京汉铁路和安源路矿建立了第一批工人俱乐部，新中国成立后工人俱乐部、文化宫得到广泛发展。文化馆是政府设立的进行群众文化服务的事业机构和场所，其源头可以追溯到1927年10月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中共在苏区、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士兵委员会军人活动室、俱乐部（始创于红军，红军中以师为单位设俱乐部，以连为单位设列宁室，列宁室初名“军人活动室”。同时在地方的县、区、乡、村建立俱乐部）。从苏区、革命根据地的俱乐部到陕甘宁边区的新型民众教育馆，再到1945年随着张家口解放而最早成立的人民文化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体系化的群众艺术馆、文化馆、文化站，群众文化事业机构不断建立健全并延伸至社区（村）。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群众文化机构44464个，其中，省、市、县三级文化馆3326家，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33858个，群众文化机构从业人员185637人，从国家到社区有六级文化设施。

在文化政治意义上，文化馆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策源地，作为公共文化政治空间，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空间正义，发挥着现代性建构的社会功能，最终指向是——人类解放的“大叙事”、“人类存在最后的审美化——我们称之为共产主义” 。在公共文化服务上，文化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群众文化艺术服务，激发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活力。

群众文化的现代化，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其崭新而独特的发展历程已经进入一个实现现代性中国、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之中。

最后，简述国外群众文化的理论与实践。

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指出：“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在理论上，国外一些学者在论著或论文中直接提到与中国“群众文化”名称与内涵和意义相同的这个词，如德国的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特奥多尔•贝格曼，法国的路易•多洛、路易•阿拉贡，前苏联的凯仁赤夫、尼•瓦•贡恰连科等。其中，俄国凯仁赤夫在《校外教育及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一文中多次提到“群众文化”一词。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在论著《社会主义文化论》中说：“无产阶级文化，成长中的社会主义文化只能是一种群众的文化，而我们把高贵化的群众称作共同体。”“要建立一种群众文化。”“欢庆的群众还可能成为艺术创造的巨大推动力。” 法国国际事务专家路易•多洛在《个体文化与大众文化》一书中提到法国诗人、作家路易•阿拉贡的《群众文化或不被接受的题目》一书中故意选了带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标记的“群众”一词，表示对“群众文化”这种新型文化的支持。尼•瓦•贡恰连科认为“由于‘大众文化’术语本身模棱两可，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者应当严格区别资产阶级社会的‘大众文化’（按自己的形式和相对通俗性是大众的，在量的测定上是大众的，而按其思想内容则是反人民的）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群众文化（无论按自己的形式，还是内容，它都是大众的）。”

在实践上，从机构设置方面看，国外一些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朝鲜、前苏联等）的各级文化部门、事业机构经常根据党和政府对群众文化的总体要求，布置和安排具体的工作任务，都设立专门的群众文化指导机构与活动场所——文化馆（或称文化会馆、文化中心）等以及工人文化宫、俱乐部等。一些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等）也有公民馆、文化宫或社区学院、市民大学等设施和场所，作为社会福利，对居民的文化、教育和学习提供帮助。从群众文化活动方面看，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各自的群众文化活动形式和内容，如朝鲜的跳板、荡秋千，美国的乡村音乐、爵士乐，阿根廷探戈，菲、泰、日本、印尼等国民间群众性集体舞，意大利、巴西、瑞士等国的狂欢节等。

总体上看，中国群众文化理论与实践走在世界前列。

杜染，男，1969年9月生于北京，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文学学士），北京文化艺术活动中心（北京群众艺术馆）副研究馆员，2001年获得全国群星奖，2007年入选北京市文艺人才“百人工程”。代表著作《群众文化的现代化》。曾参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文化部文化行业国家职业标准的起草及文化部全国基层文化队伍培训教材《群众文化工作实务》、《群众文化案例选编》、《文化馆（站）业务培训指导纲要》编撰。创立“立学”、“文化建构主义”学说。联系方式：13021055898，duran@pku.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