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作为党员的我

杜染

我是一名有着近2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直属单位北京文化艺术活动中心副研究馆员，为响应北京文化艺术活动中心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的“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向抗疫英雄致敬”新型冠状肺炎疫情防控主题文艺作品征集活动和东城区文联《东城故事》一书征稿及“北大人的战‘疫’故事”北京大学122周年校庆征文活动，借以回想一下在这次疫情中，我为防控疫情做了哪些应该做的工作，做了哪些微薄的贡献。有的虽然是职责所在，有的虽然属于“善小”之为，做得也并非尽善尽美，但自认为在疫情中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一名号，梳理一下，权当是向我单位、东城和母校做个汇报吧。

以“共产党员”作字号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党和政府以及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有效控制，全国两会胜利闭幕，各地在逐渐复工、复产、复学，生产生活也在防控常态化的措施下恢复着正常。在此，我首先向抗疫英雄们和参加群防群控工作的所有人员致敬！向疫情中牺牲的人们默哀！

这次疫情，是一次世界性的特大灾难，是一次大考，中国人民团结一心，迎难而上，在重大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交出了完美的答卷。回想这次疫情中作为党员的我，我自认为对自己还是满意的，灾难面前，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主动请缨，冲锋在前，时刻听从党的召唤，也用实际行动起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作用。疫情中，我一面关注疫情，做好个人防护，关心家人、师友，一面带头参加社区防控、捐出一个月工资收入、带头到单位上班，并执行主编东城区文联主办的刊物《东城文苑》。当然，我做的这些和参加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和奋战在群防群控一线人员相比，是太微不足道了，捐款也仅仅是表达出自己的一份心意。而且，我认为这些都是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不这样做，我会感到内心的愿望没有实现，因为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是要做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而不是因为看到共产党是执政党，借此为个人升官发财捞好处的投机党员。古人一般都有字号，我没有为自己想过什么字号，从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和自己的学习、思考、感悟中，我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信仰让我们和古人有了鲜明的区别，共产党员是我们共同的光荣称号。我是把自己的字号汇入了“共产党员”这一闪光的总的称号中，将小我融入党的事业的大我之中，在这样的境界中，我找到了人生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也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奋斗中收获着真正的快乐与幸福。

一名党员一面旗帜

当北京进入防控疫情一级响应时，我就率先在单位在职党员微信群里向党组织提出申请，表达了在疫情肆虐的紧要关头，坚决听从党组织的统一部署和安排，自己希望投身到群防群控一线的愿望。当看到单位转发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机关党委要求疫情中党员“双报到”的通知后，我第一时间向住地的党支部报到，支部书记热情欢迎我，并亲自为我戴上红袖标，我随即参加到当地疫情防控工作之中，戴着党徽，戴着口罩，戴着红袖标和小红帽，在路口执勤，在社区巡逻，直面看不见的病毒的威胁，使命在肩，风雨无阻。期间除了到单位轮值到岗上班、替同事值班，这样的工作一直坚持到5月8日单位全员正式上班为止。在执勤时，我感觉到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责任、担当，也感觉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切实体会到“一个支部一座堡垒，一名党员一面旗帜”这句话的深刻内涵，感觉到自己微小的志愿行动，在群众眼中就是代表着党组织，在给党组织争光。在巡逻时，我提醒居民外出戴口罩，别扎堆聊天，发现防控隐患及时汇报。这段日子是我和住地群众联系最紧密的日子，很多人从陌生到熟悉，我的工作也得到群众和当地领导的好评。有的群众对我说：“关键时刻，还是得看党员！”有的群众率真地对我赞许：“你可是真正的党员啊！”我听到这些老百姓的真心话，内心感到这是对我最大的承认和鼓励。当地党支部书记知道我属于疫情期间在家上班，每天有本职工作要做，还参加群防群控工作，在我到单位返岗前对我说：“咱们这儿的在职党员里，你是做得最好的！”并亲自为我拍了几张工作照。

在休完了国家延长的春节假期之后，我单位要求轮流上班，每个部门要有一至两名员工按正常考勤到岗，其他人在家上班。当部门主任和我商量到岗人员安排时，我说：“我是党员，也没有家庭负担，我先值第一周吧。”当时我想，我是老党员、老同志，住家虽远但没有家庭负担，党员要带头到岗，也许值完一周后，单位就要求全员到岗了，我就算做奉献了，起码能减少部门其他成员一周的上下班奔波和感染风险。其实在上下班路上，我要换乘三条地铁线路，穿越六个区，还要利用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匆忙赶路，路上花费两个多小时，赶上下大雪路不好走，还有一段正在修的必经之路，只好踏着厚厚的积雪，推着电动自行车一步步前行……顶风冒雪的路上，我心中涌动的旋律是革命歌曲《红军不怕远征难》、《过雪山草地》、《四渡赤水出奇兵》，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意志，像是从胸中点燃的火炬，给自己带来力量，也照亮着前行的路。

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控制，在境外游客可以回国时，由于我单位是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直属单位，上级分配给我单位一个名额，申报参加到首都机场接返京游客到指定隔离宾馆的工作，这项任务十分艰巨，也存在危险性，因为当时国内确诊病例已得到有效控制，新发确诊病例大多是境外输入病例。当单位领导亲自给我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同样是首先想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向领导说：“我是一名老党员，把我报上去吧，我去。”当时内心也有些许的担心，因为据考察组说这次疫情的确诊患者平均年龄51岁，而我正好是这个岁数！而且我是一个人生活，假如出现紧急情况，家里没有帮手，只能听天由命。接下来是等待通知，后来听说大部分乘飞机的游客到上海落地隔离了，北京的压力减少了，我也就错过了这次赴任的机会，但面对这次深入危险之地的抉择，我没有迟疑过。

捐款助力抗疫

不论是小到一家一户还是大至民族、国家，当面对灾难时，人们总会想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个朴素而又简单的道理。在疫情刚刚在湖北武汉出现时，我每天关注着疫情的进展，当在微信中看到北京大学湖北省校友会发出号召北大校友为抗击疫情捐款的消息时，我以中文系校友身份通过微信捐款300元。疫情中期，北京大学校友会向全球北大校友发出号召为抗击疫情捐款，我捐款400元。北大校友像是北大养育成人的子女，除了握有一张毕业证书，还可以凭着一张永久有效的校友卡出入校园，终身享受校友在北大的权利和待遇，这张校友卡让我实现了利用北大资源终身学习的梦想，而校友们为学校作贡献也是理所应当的，我以前也曾多次响应校友会的号召捐款。疫情中，我还向单位党组织提出书面申请捐款，为抗击疫情助力，以特殊党费的名义提出捐献2月份一个月的工资收入，共捐出了特殊党费12000元。北京市文联号召全市文艺家为疫情捐款，我捐款300元。至此，我为抗击疫情共捐款13000元。这也让我想到了为抗击疫情捐出10万元大额党费的北京市昌平区文化和旅游局离休党员、捐出12000元的清洁工、捐出10000元的社区老党员，他们都是普通的干部、工人、党员、群众，都有一颗滚烫的心。他们的爱国之心、圣贤之举与抗击疫情和群防群控一线人员的牺牲精神、奉献精神相辉映，不论从事什么职业，不论职务高低，“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付出的意义和价值是一样的，献出的是一份份爱党、爱祖国、爱人民的情怀！

我是从东城区文化单位走出的一名群众文化工作者，曾经工作、生活在东城区，对东城怀有深厚的感情，兼任东城作家协会副主席、东城区文联《东城文苑》刊物执行主编，我把这个社会兼职当成为基层服务的一个定点，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继续为东城服务。疫情期间，我利用业余时间，根据东城区文联的工作部署，在文联和作协领导的指导下、在会员们和作者们的支持下，为《东城文苑》组编抗击疫情的文学稿件十余万字，通过这些文学艺术作品，表达东城区文联及各艺术家协会的文艺家们抗击疫情的心声，为东城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应有的贡献。

疫情中作为党员的我，做到了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政治身份，按自己所能承受的量，尽最大的可能付出，也可谓是“出钱又出力”了，我觉得这是一名共产党员听从党的召唤，在疫情中最起码的使命、责任和担当。

（作者为北京文化艺术活动中心副研究馆员、东城作家协会副主席）

杜染：13021055898，duran@pku.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