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馆国际传播力与群众文化“走出去”的学术路径探讨

——以中蒙文化学术实践为例

杜 染

摘要：推进文化馆国际传播力与群众文化“走出去”，是文化馆和群众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课题，在学术交流上还有待加强。本文以中蒙文化学术实践为例，对在中蒙学术交流研讨活动中传播学术成果、在蒙古国学界传播学术专著、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撰写群众文化学博士学位论文、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等学术路径进行探讨。认为文化馆和群众文化理论与国家需要和世界文化发展紧密相连，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理论建设上，需要加快建构群众文化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全方位提升文化馆学、群众文化学理论水平。这是文化馆国际传播力和群众文化“走出去”的前提条件。

关键词：文化馆国际传播力；群众文化“走出去”；学术路径；文化馆学；群众文化学

引言

文化馆是政府设立的群众文化事业机构和活动场所，文化馆和群众文化具有社会主义文化性质，在世界文化发展中具有全人类性和世界历史意义。“从文化全球化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的全人类性决定了文化馆与群众文化的全球性、世界性。”[①]

在世界各国的文化建设中，中国的文化馆和群众文化事业实现了制度化、体制化，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充分肯定中国开展的群众文化工作，并请中国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撰写介绍中国群众文化的文章。他们承认，真正开展群众文化工作的，只有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如今，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群众文化服务体系日益健全，体制机制更加科学，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得到保障，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得到激发，中国的文化馆和群众文化事业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不仅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也产生了原创性、学理性的理论成果，文化馆学、群众文化学的理论体系和学科建设逐步加强。但是，由于群众文化基础理论上的薄弱，一直没有成为国家高等教育的正式学科或专业，导致该领域内以及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对群众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和学术成果稀缺。因此，在文化馆国际传播力与群众文化“走出去”的实践中，在学术上的交流还很短缺，是需要亟待加强的短板。

作为一名从业多年的群众文化工作者，笔者注重文化馆和群众文化理论的研究并通过多种途径将研究成果向学界、向国际传播，也曾在《“群众文化”概念应向世界输出》一文中提出：“群众文化是中国的、世界的、现代的。群众文化具有世界性，超越国界，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中，应增强文化自信，把‘群众文化’概念向世界输出，让中国原创的思想观念为世界文化生态平衡和文化多样性增添色彩。”[②]要实现这美好的愿景，需要优秀的学术成果来作支撑，需要搭建国际化学术交流平台。

从学术上看，群众文化学是文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众文化学也和文化学一样，是一个世界性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学科，虽然“民族学与文化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13745—2009 学科分类与代码》中已经成为一级学科，但一直以来并未引起学术界和国家有关学科建设部门的足够重视。如果文化学是学科门类、一级学科，群众文化学应该属于二级学科范畴，但二者的学科建设步履艰难，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学学术研讨会的机制尚未建立，国内的文化学研究刚刚起步，学科建设与国外没有同步，鲜有学者在文化学领域进行学术研究，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以及文学、艺术学、哲学等学科的一些学者在相关研究中有时会对文化学进行研究，但原创性、学理性论著短缺，而群众文化业界多年来也鲜有从学科建设角度进行探讨的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著。因而，在群众文化学、文化学理论体系建设的进程中，尤其是群众文化学向学界和国际传播，加强学术交流,对加快其学科建设步伐具有战略意义。

在学术交流实践中，笔者借助被聘为蒙古国“一带一路”国际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客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和在蒙古国研究大学留学的契机，在中蒙学术交流研讨活动中传播文化馆和群众文化的学术成果，在蒙古国学界传播学术专著，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撰写群众文化学博士学位论文，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为文化馆国际传播力和群众文化“走出去”在学术交流上进行探索，以学术报国之志，从文化理论和学术上为“一带一路”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文化馆国际传播力和群众文化“走出去”学术交流，有哪些可行的路径呢？笔者结合近年来自身的中蒙学术交流实践，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的学术交流实践进行路径探讨。

一、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学术报告

国际学术会议是进行学术交流的主要渠道，通过在会议上作学术报告，将最新的理论思考和学术成果向学界汇报，引起学界的关注，促进学术发展。这些国际学术会议有的是党和政府举办的，如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北京文化论坛；有的是国内外学界举办的，如世界哲学大会（由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和其中一个成员单位共同举办）、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第15届年会（2024）暨“文化中国与世界未来”国际学术会议。

2022年12月26日，由蒙古国“一带一路”国际发展研究院、蒙古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蒙古国研究大学、蒙古国国立文化艺术大学主办的《中蒙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70周年暨中蒙经贸合作及文化交流国际学术会议在乌兰巴托举行，会议议题包括中蒙经贸合作和中蒙文化交流两个部分。这是中蒙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专门性学术研讨会，共有中蒙两国学者近400人参会。会议由蒙古国“一带一路”国际发展研究院院长贺西格吉日嘎拉博士主持，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文化参赞陈霜、蒙古国科学院国际研究所所长照乐宝、蒙古国文化艺术大学副校长额尔赫姆托克斯、蒙古国外交部前部长巴雅尔夫致辞，蒙古国中国历史研究会会长、汉学家巴特尔夫担任翻译。本次会议围绕“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蒙古国“新复兴政策”、地缘经济与中蒙经济合作、中蒙跨境旅游经济、中蒙金融发展与投资贸易、中蒙文化艺术交流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笔者全程参与了会议的组织工作，并在会议上作题为《何谓群众文化学？》的学术报告，向中蒙两国学界汇报了笔者对群众文化概念、意义及群众文化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思考。

二、向海外传播学术著作

在文化传播中，文字传播可以提高传播的广度和范围，实现异时异地的持久的传播。学术著作是思想的精粹、学科的基础，也是学者学术成果的集中展现，具有系统性、原创性、学术性的特点，可以更深层次地进行学术传播。优秀的学术著作是向海外传播学术的重要载体。

笔者在2018年出版了北京市宣传文化高层次人才培养资助项目《群众文化的现代化》一书之后，2023年出版的《文化现代性建构论》六卷本作为蒙古国“一带一路”国际发展研究院研究生教学用书，已经传播到了蒙古国学术界，正在由蒙古国专家学者进行蒙古文编译工作，以此助力蒙古国高等教育中的文化学学科建设。中蒙两国学者为该著作作序，蒙方作序学者有笔者的博士生导师、蒙古国研究大学校长哲格玛教授以及蒙古国“一带一路”国际发展研究院院长贺西格博士、执行院长刘亚丛教授，中方作序的学者有笔者的两位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教授段宝林，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文艺研究》主编李修建，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中北欧文学研究室原主任叶廷芳，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原副主席、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原主席赵书，还有旅日中国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日本神奈川大学国际日本学部历史民俗学科教授、神奈川大学大学院历史民俗资料学研究科委员长、博士课程指导教授周星。该著作为六卷本，包括《立学——文化现代性建构论》、《群众文化学》、《文化馆学》、《群众艺术学》、《北京民间文艺的世界》、《文化美学、艺术美学与现代性》。《文化现代性建构论》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文化艺术理论研究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相结合的本土性、原创性的学术专著。该书的副标题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与意识形态建设”。

2023年12月24日线上举办了2023年群众文化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文化现代性建构论》研讨会，来自中蒙俄日四国的专家学者40余人线上或以书面发言形式出席研讨会。刘亚丛院长致辞，导师哲格玛教授书面发言。刘亚丛院长代表学术支持单位在致辞中指出，在文化学和群众文化学学科建设上，杜染博士的学术新著《文化现代性建构论》六卷本是蒙古国“一带一路”国际发展研究院研究生教学用书，杜染是群众文化学的研究者，也是该研究领域重要的开拓者和国际传播者。杜染这部新著对中国的文化学乃至国际上的文化学的学科建设，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策·哲格玛校长认为杜染作为中国学者提出“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构建”可以说是对文化学理论研究的贡献，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对蒙古国研究文化学理论及文化学学科建设也是一个重要参照。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段宝林在致辞中指出：“杜染要用全球化的视野和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的思想去建构群众文化学。这是一个全新的事业，充满了开拓性、探索性、建构性。”周星、张颐武、李修建、姚涵、胡智锋、方李莉、苑利、黄仲山、鲁太光、孙晓霞、张颖、毛巧晖、刘悦笛、周建新、苏峰、张慧瑜、宣炳善、祝鹏程、张新科、孟俊峰等学界学者及业内专家冯守仁、戴珩、贾乃鼎、郑时雍等对该著作的学术意义进行了评述。

笔者在2024年5月至6月期间，利用到蒙古国学习的机会，在导师哲格玛教授和刘亚丛教授指导下进行文化学理论研究，并对学术著作《文化现代性建构论》与蒙古国学界进行学术交流。

三、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

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是文化馆传播力和群众文化“走出去”学术交流的重要路径。

由文化学研究微信公众平台、立学书院主办，蒙古国立文化艺术大学、蒙古国研究大学、蒙古国“一带一路”国际发展研究院学术支持的群众文化学学术研讨会（群研会）由蒙古国学界提供学术支持，是一个国际合作的专业性学术研讨会。其宗旨是立足群文、学术发展、理论创新，群研会的总主题是群众文化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并以此推动国际学术领域的文化学研究。

群研会自2022年创办以来，每年举办一届，至2024年已举办了3届。参会者有作为学术支持单位的蒙古高校学者，国内有关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博士研究生、教师、专家学者，以及文化馆行业有关专家。群研会先后对群众文化学相关议题、文化学专著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进行学术研讨。

2022年群研会的分议题是群众文化与公共文化服务、群众文化学学科建设、群众艺术学学科建设、文化馆学学科建设、群众文艺创作。创办群研会得到了学术界和全国业内群众文化理论家们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响应。山西省群众艺术馆原馆长、《研究与辅导》原主编、研究馆员赵恒榉代表群众文化界老专家在贺信中表示愿为中国群众文化学科的体系化、现代化尽绵薄之力。刘亚丛院长作为学术支持单位的代表在致辞中讲道，作为高校和研究机构，对这样的学术活动给予学术支持，共同为学术发展助力。我在会上也看到了群众文化理论界对学科理论的责任和使命，以及老中青三代在学术上接续发展的喜人场景。2023年群研会暨《文化现代性建构论》研讨会有来自中蒙俄日四国的专家学者40余人参加。刘亚丛院长代表学术支持单位在致辞中指出，群众文化学是文化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在中国具有深厚的实践和理论基础，但在学科建设上，文化学、群众文化学还未成为高等教育的正式学科。蒙古国高校建立了文化学专业，对中国的群众文化学理论非常重视，并引入到硕博培养的课程之中，逐渐成为硕博教育的一个研究方向。2024年群研会暨博士论坛上，湖南省文化馆创作调研部原主任、研究馆员徐美辉博士以《走近湖南音乐家群体》为题作学术报告，莫斯科大学哲学博士、Aesthetica Universalis (Всеобщая эстетика)期刊编辑刘学振，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讲师孟俊峰与谈。

群研会的创办，对文化馆国际传播力和群众文化“走出去”的学术路径是一个有益的探索。

四、在海外留学中以群众文化学为研究方向

在海外留学中以群众文化学为研究方向的留学生，在历史上并不多见，目前知道的只有吕济民和笔者二人。而以群众文化学基础理论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的留学生，应该只有笔者一人。

吕济民1957-1961年在苏联莫斯科文化学院研究生部群众文化系群众文化专业留学，并获得副博士研究生学位。

在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培养中，博士学位论文是指博士学位申请者为获得学位所提交的研究论文，是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的重要标准。

笔者2022年开始在蒙古国研究大学语言与文化学院攻读文化学博士学位，完成博士生学习课程和学术活动，并撰写群众文化学研究方向的《文化民主化：群众文化现代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还在中蒙国际学术会议上作学术报告、主持文化学讲座、撰写文化学调研报告。

其中，博士学位论文《文化民主化：群众文化现代化研究》的核心内容是群众文化理论、群众文化学及其理论体系建设、群众文化的现代化理论建构与实践发展。在“群众文化理论”一章中，阐述群众文化概念及其意义阐释、群众文化的内涵及历史发展、群众文化与相关文化形态的关系、公共文化服务理论与群众文化、群众文化的现代化理论；在“群众文化学及其理论体系建设”一章中，阐述群众文化学科群及其在新文科建设中的意义、群众文化学三大体系建设；在“群众文化的现代化理论建构与实践发展”一章中，阐述群众文化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建设、群众文化的一个理论体系：“群众文化的现代化”理论、群众文化的体制化建设；在结论“社会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理论自觉”中，提出：一、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群众文化是世界性的文化形态；二、文化民主化是群众文化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三、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群众文化的现代化提供了重要保障。本项研究要说明的问题以及对群众文化学研究的创新点，主要是对群众文化学及其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一是从理论上对群众文化概念与相关文化形态以及群众文化学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探析；二是从人类文明的高度和全球化、现代化、文化政治视角，借助国内外历史文献研究，对国内外群众文化理论与实践的百年发展历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并进一步阐释了群众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价值以及群众文化的现代发展；三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高质量发展阶段群众文化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对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背景下群众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提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对策。

五、在海外期刊发表群众文化学术论文

在海外学术期刊发表群众文化学术论文，也是文化馆国际传播力和群众文化“走出去”中学术交流的重要路径。

《社会科学研究》是蒙古国“一带一路”国际发展研究院创办的国际期刊，在国际上公开发行，是国际化学术平台。不仅为中蒙两国学者，也为世界学人搭建了一个展示科研成果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同时更是践行蒙古国“一带一路”国际发展研究院学术研究助力全球发展、全球安全与全球文明三大倡议实践的重要举措。笔者被聘为《社会科学研究》文化学栏目主持人。文化学和人类学、社会学是现代社会科学的三大基础学科。文化学是从整体上研究文化的一门综合性的基础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居于最高地位。但在世界范围内，和人类学、社会学相比，文化学的学科建设还很薄弱。中国和世界上很多国家尚未把文化学列为一个学科门类。苏联、俄罗斯、蒙古等国家在高等教育中将文化学作为一个学科门类，中国也有很多高校在相关专业中开设文化学概论课程或开设文化研究机构（如：1995年，戴锦华教授依托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创办了国内首个“文化研究工作坊”；2020年，北京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院成立；2004年，上海大学开始设立文化研究专业，招收研究生）。《社会科学研究》设立文化学栏目，对文化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了笔者的学术论文《文化现代性建构论及其理论体系》。该论文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建设的创新理论——“文化现代性建构论”。文化现代性建构论是一种文化政治理论，即文化政治实践本体论，总特征是“文化政治”，总命题是“文化民主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薄弱环节，文化现代性建构论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探讨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建构而提出的文化理论。认为文化现代性建构指的是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建构，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科学发展，是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保障和享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就是促进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实现，促进文化艺术民主化。路径是通过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实践及其公共文化服务实现人民文化权利，共建共治共享文化。文化、现代性、立学——文化建构主义、群众文化学、文化馆学、群众艺术学、民间文艺学、文化美学、艺术美学共同构成文化现代性建构论的主要研究范畴。其中，群众文化学、群众艺术学、文化馆学是同一个学科谱系，从属于文化学研究。群众艺术学和文化馆学是群众文化学的分支学科。该篇论文是笔者在文化学研究上的理论创新，发表后，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此外，笔者还利用香港期刊搭建的国际化学术平台，传播群众文化理论。先后在《南方学刊》、《东亚人文艺术研究》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群众文化学及其理论体系建设》、《什么是群众文化？》、《多维视野中乡土绘画的多元共生与发展潜能》等学术论文，通过香港地区国际学术期刊的国际化优势，拓宽海外传播渠道。

结语

推进文化馆国际传播力和群众文化“走出去”，是文化馆和群众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课题。在学术交流层面首先需要群众文化学的话语建构、学术研究和学科支撑，这就需要从理论建设上加快建构群众文化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全方位提升文化馆学、群众文化学理论水平。这是文化馆国际传播力和群众文化“走出去”的前提条件。

文化馆是政府设立的群众文化事业机构和活动场所。群众文化是一个全人类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化形态，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文化，代表着社会主义文化的现代性。群众文化学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当前，群众文化学的理论体系建设处于全球化、现代化的语境之中，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世界性的文化理论问题，中国在群众文化和文化馆理论上虽说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还有欠缺。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群众文化学自身的整体性建设，也需要结合国际和国内环境的条件，加强群众文化学的理论体系建设，创造优秀的学术成果，推动中外学术交流和深度合作，为世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提供理论支撑，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作出积极贡献。

与此相应的是培养高层次创造性的理论人才，人才是事业发展的关键要素。推进文化馆国际传播力和群众文化“走出去”，学术交流是处于相对高端的层次，需要加强顶层设计，需要一大批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开阔的国际视野的学术人才作支撑。这就需要国内外学界在文化学、群众文化学高端人才教育培养上加强合作、拓宽渠道、创新发展，而蒙古国“一带一路”国际发展研究院（＂The Belt and Road＂Internation Development Academy）在中蒙合作培养高端人才、科学研究、学术交流、智库服务等方面不断创新，取得了长足发展，为“一带一路”中蒙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值得学界关注。

文化馆和群众文化理论与国家需要和世界文化发展紧密相连，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强劲的学术发展潜力，具有重要的学科价值。在当前文化学和群众文化学学科建设尚在奠基阶段的处境下，党和政府有关部门，中国群众文化学会、中国文化馆协会、文化馆发展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等国家级以及各地各级相关学术团体、组织和机构，高校和科研机构，相关文化和出版机构，文化学和群众文化学相关期刊等，在推进文化馆国际传播力与群众文化“走出去”的学术交流上，重任在肩，使命艰巨，还需要建立协同机制和激励机制，加强理论体系建设，推出学术优秀成果，在科学的道路上攻坚克难，开拓创新，多渠道促进文化馆和群众文化的学术发展和国际化传播，让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杜染，1969年生，北京市文化馆研究馆员，蒙古国“一带一路”国际发展研究院客座教授，蒙古国研究大学文化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学理论、群众文化学、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杜染：北京市西城区西便门甲1号，邮编100045；duran@pku,org.cn；13021055898

[①]杜染.文化馆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带来了文化馆［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41(6):12.

[②]杜染.群众文化的现代化［M］.北京:华龄出版社,20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