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群众文化学学术研讨会纪要

2024年12月28日下午，2024年群众文化学学术研讨会以线上视频方式举办。本届研讨会是自2022年创办以来的第三届，由文化学研究微信公众平台、立学书院主办，蒙古国立文化艺术大学、蒙古国研究大学、蒙古国“一带一路”国际发展研究院学术支持。

研讨会由北京市文化馆研究馆员，蒙古国“一带一路”国际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客座教授，蒙古国研究大学文化学博士研究生杜染主持，蒙古国“一带一路”国际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刘亚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段宝林致辞，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馆员，曾任湖南省文化馆创作调研部和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现任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文艺专家库成员，国家社科基金全国艺术科学评审专家，国家文化旅游部高级职称评审专家，湖南省群众文化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专家委员会委员徐美辉作学术报告，与谈学者是莫斯科大学哲学博士、Aesthetica Universalis (Всеобщая эстетика)期刊编辑刘学振，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讲师孟俊峰。

杜染介绍了群众文化学学术研讨会（简称群研会）的情况。群研会自创办以来，一直得到蒙古国学界的学术支持，是学界和业界相结合而创办的，对群众文化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建设进行理论探讨，尤其注重从基础理论研究上展开学术探讨。这个学术活动，邀请国内外学界专家、学者来指导，也邀请一些年轻的学者，包括一些博士来支持，并得到了业内的一些权威专家的支持，如冯守仁、赵恒榉、谈祖应、郑时雍、贾乃鼎等老专家，争取在群众文化学术上接续发展。群研会创办以来，对群众文化学学术问题进行了研讨，对文化学学术专著进行了研讨，本届是以博士论坛的形式，对与群众文化学相关领域的个案研究进行研讨。群众文化学从学术、学科尤其在学科角度，始终在学科建设中，尚未形成学科，在理论研究中，应用理论比较多，基础理论研究薄弱，理论视角还需要拓展，学科建设很难，高校研究这个领域的学者很少，而且文化学在国内也没有形成学科，国外如俄罗斯、蒙古、日本等已有文化学专业，国内一些高校也开设了文化学概论课程，如果文化学成为学科门类，必然会推进群众文化学的学科建设。

刘亚丛院长在致辞中讲道，群众文化学学术研讨会档次比较高，是一个国际合作的研讨会，蒙古国文化艺术大学、蒙古国研究大学都作为学术支持来参与，有些老师也在提交这方面的文章，邀请一些知名的导师共同来建设学科。群研会在中蒙之间架起了文化交流的桥梁，在国际化上、在中外文化交流上，也可以说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这个重要的历程中，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也感谢各位中国专家的支持！随着这个学术论坛的不断发展，去年我们又研讨了杜染博士的系列著作六卷本《文化现代性建构论》，这是一个系列著作，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著作。它不仅仅是一个群众文化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学科的问题。他是人类问题，甚至是人类终极关怀的问题。人类怎么产生，怎么发展，其实是在文化构建当中产生发展。人类的历史就是文化发展史，人的历史就是文化的构建史，国家的冲突、民族的矛盾、世界的不和谐，就是文化问题没有解决。亨廷顿有一本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杜染博士这个《文化现代性建构论》，就对人类这些大的终极的命题进行了深度的思考和关注。我看杜染博士在著作里面就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命运、人类文化发展的问题已经做了一个系统的思考，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到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享共赢，从人类角度来看文化，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中发挥文化构建的作用。杜染六卷本的意义非常重大，我们正在组织蒙古国的专家学者进行翻译，因为蒙古国有文化学，还有俄罗斯也有文化学这么一个学科。没有文化学学科，这属于中国在学科构建当中存在的问题。我想应该通过《文化现代性建构论》这个基础，推动中国的文化学学科建设。徐美辉博士是群众文化领域的博士，有这样高级的学者专家来加盟，来研究文化学，我觉得非常好，这使我看到群研会未来的希望，我们经过三年努力，已经走到了第三年，还要继续走下去，我们要不断地壮大，不断壮大我们的科研队伍，不断地产生我们新的科研成果，不断地发挥文化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我们文化人、特别是文化学的研究学者来说，这也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我们的担当，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事业持续推进好。

段宝林教授在致辞中讲道，优秀的民间文学、民俗都是群众文化学的研究内容，群众文化工作关系到人民的生活，对人民的生活改善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是非常尊敬我们这些从事群众工作、文化馆的同志的。我到全国各地、还有20多个国家都做过民间文学的考察、田野作业，都向这些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的同志学习，学到了很多东西。在理论上我有这么几个所谓的创新，第一个就是我认为文艺的特点不光是形式的特点——形象性，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有什么特点，我觉得托尔斯泰说得很对，托尔斯泰说，文艺是交流感情的工具。我认为文艺作品的内容就是感情，它有和哲学不一样的地方。我就否定了别林斯基、苏联那一套形象思维论。我认为形象思维是不通的，怎么用形象的思维？结果用形象来思维，那些作家按照理论炮制出来的东西、思想的图解，没有艺术性。根本不是真正的文艺作品。真正文艺作品是像托尔斯泰说的，就是作家他有了感情，他再把这个感情表现出来，当然是用形象来表现出来，这样才能够感动人。我1956年就写了作品，一直到前几年才发表的，这是我的一个创新。还有一个创新就是民俗是什么，西方的民俗学家有一个定义：民俗是原始文化的残留物，就是从原始社会存下来的残留下来的东西。我认为这个观点，只有部分的真理，确实它是从原始社会不断地传承下来的，但是它不光是传承了，它还有创新，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创新。所以我认为这民俗的本质不能是原始文化残留物，民俗本质是什么？我提出了一个观点，我从美学的观点来研究民俗，美学家他只研究文艺美、艺术美，可是我们民俗是什么？民俗是一种生活美，就是当时当地的人民认为美好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他们创造出来，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还有民间艺术，这些都是他们认为美的东西，他们创造出来，它的本质就是一种生活美。这是我对民俗学的一个创新，好像大家也还都比较接受了。我觉得这个理论对于我们开展农村各地的民宿旅游还是很有好处的，把各地的美好的那种生活、风俗习惯、民俗的创造、民间文艺，把它展示出来，这是一种很好的文化资源，对于我们民宿旅游还是有好处的。另外，文化是什么？文化它是和自然相对的，自然是天生的东西，文化就是人为的创造的。刚才刘院长讲得很好，文化，它就是人类创造的一种东西，它有终极关怀。关于人类的终极关怀，究竟是什么？我认为人民的终极关怀是共产主义。所谓共产主义就是中国传统的大同世界，就是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自由平等博爱，人人有饭吃、有工作，人人都非常高兴、很幸福，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这是我们的终极关怀。这个人类社会它是有一个发展的，但是每个时代他们都幻想着一种桃花源，那样一种美好的生活。这种终极关怀，我觉得对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它是有很大的作用的。我所说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开放的共产主义，它开放，全人类都可以参加的，不光是共产党。比如比尔·盖茨是美国的大资本家、美国首富，但是他把他的资产捐献出来，搞慈善事业，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共产主义。我觉得共产主义是开放的、全人类的，他为人类做贡献，他都是为人类走向共产主义起到了推进的进步作用，我们就应该肯定他们，我们通过开放的共产主义提高人类的生产力，到了人类生产力很高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吃不完，穿不完了，那就很自然走向共产主义，那就不会有剥削大国，所以我们关键的就是要提高生产力，要发展生产，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的基本的思想。”

徐美辉博士以《走近湖南音乐家群体》为题作学术报告。在报告中讲道，湖南一直受外界关注和评论并引以为豪的是它特有的人才现象，而这种现象是到了近代才开始出现的。特别是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的20世纪可以说是湖南人的世纪。这主要是因为湖南在20世纪陆续涌现了一批批走向全国的引领时代潮流和方向的人才群体。纵观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在全国较有影响甚至有国际影响的湖南音乐家数量众多，是国内其他各省无可比拟的。这是一支名副其实的“音乐湘军”！在湖南音乐家群体兴起的具体表现上，第一个音乐家群体产生在公元1901年清政府施行新政至公元1931年“九一八”芦沟桥事件发生期间，这一时期被称为新音乐萌芽时期。这个时期的音乐家群体主要以黎锦晖、陈啸空、邱望湘、郑其年、沈醉了、杨宗稷、顾梅羹、欧阳予倩、陈维斌、周贻白、黄特辉、孔福生、黎锦皇、黎明辉、王人路、王人艺、王人美等为代表。第二个音乐家群体产生在公元1931年至1949年期间，这一时期被称为新音乐运动时期。这个时期的音乐家群体主要以田汉、吕骥、张曙、贺绿汀、黎锦光、向隅、张昊、胡然、黄友葵、王人艺、宋杨、易杨、唐荣枚、萧三、刘已明、凌安娜、储声虹等等为代表。第三个音乐家群体产生在公元1949年至1965年期间，这一时期被称为新音乐民族化时期。这个时期的湖南音乐家群体，主要以白诚仁、何纪光、石夫、邓映易、杨善乐、储声虹、徐叔华、唐碧光、叶蔚林、田茂忠、舒黑娃、鲁颂、金汉珊等为代表。第四个音乐家群体产生在公元1966年至1976年期间，这一时期被称为新音乐变异时期。这个时期的湖南音乐家群体，主要以瞿琮、杨干之、杨小波、梁镜如、张云珍、刘兴贵、王希珍、李习人、徐竟存、蒋慧鸣、周家礼、宋泽荣等音乐家为代表。第五个音乐家群体产生在公元1977年至现在，这一时期被称为新音乐大众化时期。这个时期的湖南音乐家群体，主要是以李谷一、刘振球、张丕基、谢莉斯、王安国、程志、谭盾、成方圆、刘正维、叶矛、廖莎、黄卓、王佑贵、杨天解、黎晓阳、张也、宋祖英、吴碧霞等为代表。湖南音乐家群体兴起的主要原因：一是特定的地域环境为湖南音乐家群体兴起创造了客观条件。二是湖湘文化的历史传承为湖南音乐家群体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精神基础。三是丰富的民族艺术资源为湖南音乐家群体的兴起提供了充足的养料。四是音乐职业化的需求为湖南音乐家群体的兴起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五是互相帮带扶植和举荐形成了人才链，为湖南音乐家群体的兴起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湖南音乐家群体的个性特征与局限方面：从个性特征上看，领军人物多，多开宗创派人物；家族音乐人物多，女性音乐家多；地域性明显，相互帮带现象突出；代际师承突出，兼收并蓄学术品格。从缺陷与局限上看，音乐人才群体发展不平衡；关注民族音乐教材建设欠缺；音乐家相互之间关系欠融洽；音乐人才“楚材晋用”现象严重。总的来说，20世纪湖南音乐人才群体是推动中国音乐现代化进程最重要的力量,为中国音乐发展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推进了中国音乐现代化的进程，而且为中国音乐取得在世界音乐中的突出地位和话语权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刘学振博士在与谈中以徐美辉博士的学位论文谈了自己关于群众文化建设与实践的理解与感想。认为：文化是历史中的人的形象，是人的自我创造，人的世界就是文化的世界，是人在世界中的自我展现。文化不仅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而且构成了人存在的手段。黑格尔曾谈到关于哲学研究中的“熟知非真知”现象，文化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周来顺：20 世纪文化哲学的典型范式及其演进趋势）。群众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群众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为群众文化发展提供了时代前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强调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群众文化工作指明了方向。正如列宁强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强调社会主义文化的时代化、大众化、实践化，强调对以往优秀文化包括资产阶级文化成果的批判性继承。在列宁看来，这一文化不是为某一阶层所特有，而是属于全世界无产者、属于全人类（周来顺：列宁文化建设思想的现实逻辑、基本内涵与实践路径），这正是群众文化的内核。徐美辉博士的大作以湖南音乐家群体作为框架，其中也涉及到中国群众文化建设与文化体制的改革成果与具体实践，其不仅激发了文艺创作活力，更促进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繁荣。这就促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城乡文化差距逐步缩小，为群众参与文化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音乐、舞蹈、戏剧、美术、电影、电视等艺术领域涌现出大量优秀作品，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同时，构建群众文化学，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深入研究。在理论层面，要明确群众文化的概念、特征、功能、发展规律等基本问题；在实践层面，要深入研究不同艺术形式在群众文化中的作用和影响。特别是杜染博士的系列著作不仅具有首创性，更是奠定群众文化学的基础，这将是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双重作用。从徐美辉博士论文引申而来，音乐是群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实生活中，不论从广场舞到合唱团，还是从民歌到流行音乐，各种形式的文化艺术活动都广泛存在于群众生活中。群众文化学需要研究不同类型的活动何以满足群众的精神需求，如何促进社会和谐，如何传承民族文化，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正如徐博士论文中的观点“走与人民大众相结合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的道路”，也就是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强调文化认同与文化共享，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与时代性转化将大有作为。另外，群众文化学也要关注文艺活动如何反映社会生活，如何传承地方文化，如何促进社区凝聚力。构建群众文化学术体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只有通过不断地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才能逐步完善群众文化学的理论框架，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那么，一切就要从文化的时代性出发，既要恪守正道，坚持按照事物变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与时代发展相同步，因为历史的发展不会止步不前，那就激励我们要不断地守正创新，同时，又要不断自觉能动地探索出符合群众文化规律的创新性理论认识和实践活动。我在2022年的全俄罗斯哲学代表大会上有一次发言，我的演讲主题就是关于文化创新的问题，结论是应该时刻保持“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保存历史，才能指向未来”的积极态度。这也与徐美辉博士论文中第八章第五节第一部分的标题：“在继承中超越，在超越中创新”的论断不谋而合！

孟俊峰博士从三个方面与谈：一是佩服杜染老师在群众文化方面的研究。目前关于群众文化的研究是个“冷板凳”，少有持续关注，更少有系统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少有从一线的工作出发，再从宏观视角的系统性研究。杜染老师在这方面的深耕有目共睹，这些成果包括今天的论坛意义深远，特别敬佩。二是学习徐美辉研究员的博士论文之后，从群众文化的视角谈一点感受。《20世纪湖南音乐家群体研究》揭示了湖南音乐家们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强调，这些音乐家不仅在专业领域有所建树，更通过其作品和活动丰富了群众的大众的文化生活，推动了音乐在社会建构中的作用。文中描述，在新音乐萌芽时期，湖南音乐家如黎锦晖等人提倡口语化的音乐语言，使得音乐更加贴近普通百姓的生活，增强了音乐与民众之间的联系。抗日战争期间，音乐成为动员民众、鼓舞士气的重要工具。吕骥等音乐工作者组织民歌研究会，深入民间采集素材，并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特别是像《黄河大合唱》这样的经典作品既表达了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也反映了人民的心声。毛泽东提出的文艺大众化思想为音乐普及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支持。他强调文艺应服务于最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促使许多音乐家走出象牙塔，直接面向基层开展音乐活动。例如，《园丁之歌》这部反映教师生活的新湘剧，以生动的故事展现了教育工作者的形象，受到观众喜爱。尽管该剧后来遭遇“文革”时期的批判，但最终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成为推动湖南乃至全国文艺复苏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何纪光的成长经历展示了民间艺术对个人才能培养的重要性。这证明了扎根于人民群众的艺术创作往往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感染力。综上所述，对20世纪湖南音乐家群体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活力且富有创造力的音乐世界。湖南音乐家们不仅是艺术的创造者，更是连接历史与现实、城市与乡村、精英与大众的桥梁。此项研究加深了我们对音乐这种文化活动的理解，特别是作为一种大众化的文化在时代发展中的作用和力量，以及在塑造民族精神和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三是群众文化与非遗之间的关系。在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在全面推进非遗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当下，我们需要再深入讨论一下非遗保护的一些基本问题，如非遗在哪里？很长一段时间很多学者认为草根文化或民间文化就是非遗，认为精英文化不是非遗。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精英文化中也有大量符合非遗保护理念、需要保护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的当下，采用二分法的方式，在中华文明中来以文化阶层来区分是不是非遗，可能会有些问题。最近我国申报成功的人类非遗“春节”就是例证，春节是民间和精英阶层都会过的。人类非遗太极拳，也是大家都可以练习的群众文化。个人粗浅认为，非遗不仅仅在底层的民间，也在上流社会的精英文化中。相比非遗在民间，非遗在群众中，可能更合适。用群众文化的视角来看非遗，来推动非遗保护工作，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思路。现在来看，很多地方的非遗保护中心设在群众艺术馆、文化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在群众文化被分解弱化的当下，用群众文化的视角来看非遗、来推动非遗保护工作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同时，这也是群众文化事业再次被大众认知的一个契机。

刘亚丛院长在学术总结中指出，群研会的学术团队非常好，研讨会效果好。从徐博士的博士论文中得到很多启发。两位与谈学者的与谈很有高度。未来在群众文化学的理论创新上，一是从文化发生论、传承论、发展论以及文化的本质、价值等方面进行理论提升；二是在群众文艺的功能上和实践上，群众艺术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以及近现代发展的进程值得研究；三是在研究方法上，从跨学科、多学科的方法上进行创新研究大有作为。

最后，杜染对给予群研会支持的专家学者表示感谢，并希望继续得到蒙古国学界的学术支持，欢迎更多的学者和博士留学生参加明年的学术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