剽窃之作何时了？

杜染

近期，我在孔夫子旧书网购书时，发现了一本抄袭了我的专著《群众文化的现代化》中多篇论文的书，在该网内的多家书店销售。这本书名为《群众文化的现代化建设》，署名刘晶著，不仅书名抄袭，而且书中第三章四节文字共24页，占全书12%，全部剽窃我的《群众文化的现代化》一书。书内没有作者简介，不知道这位剽窃者的单位和基本情况。

此前已发现多部这类剽窃我论文的“专著”，在国图可看到，市面上买不到。但这本书在市面流通，网上可以买到。

5月17日，我已经在微信公众号“文化学研究”发表了《群文“论著”姓“论”不姓“抄”》一文，将多部存在抄袭的所谓“群文专著”进行了曝光。这些抄袭的“专著”，有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署名周南定著《当代群众文化、公共文化理论与实践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署名侯玲、李亚敏、陈雍著《群众文化理论与工作实践》，吉林文史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署名刘军著《群众文化艺术的创作现状及对策研究》，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出版的署名陈坤著《群众文化活动创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等多部，这些图书在市面上基本见不到，但在国家图书馆能查到。可以推测是为了评职称只印了几本，但作为正式出版物，必须报国家有关机构留存备查。

文章发表后，学界和业界及文化界师友纷纷谴责这种抄袭行为，支持我维权。我把《群文“论著”姓“论”不姓“抄”》一文附在了华龄出版社出版的《文化现代性建构论》第二卷《群众文化学》的附录里。

这些剽窃者因为“出书”，可能在当地已经获得了利益，或晋升了学历、成为了专家、当了领导，但污点是伴随终生的。

屡屡遇到自己的学术创新之作被别人信手复制、粘贴、抄袭成书，痛心之余，我也在思考：为什么文化馆行业或群众文化行业总是存在抄袭之风呢？是从业者素质低吗？我想，素质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因为有学术价值的群文理论，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中学理性、原创性强的学术论著，属于奇缺品，一经出现，就能被盯上，抄袭到自己的毕业论文、职称论文或论著中，为自己谋利。

为什么学理性论著奇缺呢？因为文化馆和群众文化学还没成为正式学科，致使如此广大的行业和领域，没有自己的学界，研究群众文化的学者奇缺，因此也就没有为行业输送掌握群众文化理论的人才队伍的渠道。虽然从国家到地方都有群众文化学会，而且国家文化部门每年投入大量财政经费召开论坛、征文、出版论文集、辑刊等，成立研究院，但群众文化的基础研究和学术创新仍鲜有代表性、突破性的成果，这是文化馆和群众文化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短板，值得有关部门和机构重视。

在我的《文化现代性建构论》六卷本中，包含了群众文化理论体系“三部曲”——《群众文化学》、《文化馆学》、《群众艺术学》，期望着这种体系性、原创性、学理性的著作能为群众文化学科建设贡献一份绵薄之力。但愿这“三部曲”不要成为新的抄袭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