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苍穹

杜染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当我脚踩大地、仰望苍穹时，我会想到生活在北京通州这方水土的祖辈、父辈们，想到这块川原壮丽的土地孕育出的优秀儿女、万物生灵以及创造出的辉煌的历史文化，会想到家族的荣光、父母的形象以及一个个儿时的情景，会想到来时的路、此时的我和所要去的方向，思考着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

我父母的家乡都在凉水河南岸的北京通州马驹桥，现在是北京市总体规划中亦庄新城的组成部分。马驹桥位于历代皇家猎苑南海子（南苑）和延芳淀之间，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早在汉代就有了村落，当时马驹桥地区有丰盛的草场，是仔马马场，逐渐形成村落，取名“马驹里”。凉水河上的木桥也因此称作“马驹桥”。1463年建成的横跨凉水河的大桥被明英宗朱祁镇赐名“宏仁”桥。镇域内发现有战国时期墓葬，汉代、唐、辽金墓葬群，明清两代的墓葬则村村皆有。马驹桥的碧霞元君庙（又叫“大南顶”）、“南路烧锅”闻名京城。

通州籍著名作家刘绍棠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亲口和他说过自己是通州人。母亲也对我说过，她听一位上了年纪、经常走村串户给人做石磨手艺活儿的街坊说，新凤霞是东田阳的。东田阳就在马驹桥域内，著名话剧演员李文启的老家是马驹桥大葛庄，马驹桥东的驸马庄是著名作家王梓夫的老家，堰上是新中国外国教育史学科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滕大春先生的老家，堰上也是我的家族进京后的根和我的诞育之地。我读高中时开始住校，回老家少了，工作、结婚后又先后在海淀、朝阳、东城、西城居住，最后又伺候着叶落归根的父母居住在老家，每天穿梭在旧城新城、城里郊外，先后在老家的祖宅送走了父亲、母亲。

通州是金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年）取“漕运通济”之义而名州。通州乃京杭大运河北起点，是京东漕运、仓储与行政中心，从古至今享有“一京二卫三通州”之美誉，现在又是北京的城市副中心。堰上位于通州城南三十里，坐落在凉水河南岸永济渠与凉水河的交汇处。凉水河属于永定河（古称㶟水、桑干河、浑河等）下游支流，至张家湾注入北运河。永济渠是大运河北端与凉水河相连的一段河道，尹钧科在《深入研究历史上北京的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一文中说：“永济渠在涿郡境内一段，是借用桑乾河下游河道。” 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隋炀帝幸于涿郡，亦御龙舟入永济渠以至，隋炀帝三征高丽、唐太宗一讨辽东，粮草也由永济渠而运。永济渠与凉水河交汇通往涿郡治蓟城（今北京），为当时的漕运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堰上处于永济渠在北京境内入凉水河而通往涿郡的唯一入河口，因此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到了堰上，船就驶入了更宽更深的凉水河，离蓟城也就不远了。后来因永济渠淤塞，难以行船，金海陵王开凿后来从运河进北京城什刹海的北运河河道，加之北京自金代开始成为国都，通州的地位开始尤为重要，“一京二卫三通州”的名声也就叫响了。永济渠流经堰上的河段也称“凉水新河”，在通州志书中又称“小乾河”，当地人称其为“李娘娘河”或“李太后河”，因为明代隆庆贵妃（万历皇太后）多次乘船走此河回娘家永乐店省亲。现在仍有从堰上向东南延伸的永济渠河道故道。

堰上是通州马驹桥地区历史文化名村，历史久远，文化底蕴丰厚，文物古迹多，民风古朴敦厚、仁义贤良，成为享誉一方的文化中心、教育中心，被周边村镇群众赞为“一京二卫三堰上”而与北京城、天津卫相提并论。堰上在古代地处水路要塞，有汉代砖墓群，据此表明成村在汉代之时。开凿永济渠完工后，一些伕众因离家太远，遂定居下来，其村名应该在隋时或唐时，以永济渠大堤著称而名，因村落位于堰坝旁，故名“堰上”。村落从汉代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堰上从古至今出现过杜文通、滕玉山、杜德成、滕致和、滕大春、滕大生、刘文玉等众多知名人士和卓有成就的社会贤达，以及在朝鲜战争中壮烈牺牲的史志斌（原名史德志）这样的令后人景仰的革命烈士。村内古寺林立，还有古墓、制石、碑石、家谱、古籍、古钟等，民间艺术种类繁多，民间花会历史悠久、技艺超群、辐射周边。滕家杜家在村内兴办文武义学，英才辈出，青史留名。因此，堰上村被誉为京津冀这一地域内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村镇的“文化之源、教育之泉”。

堰上东北十里许即辽金漷阴县城旧址所在。堰上东口有一块地叫“砖瓦地”，传说曾是建于辽代的堰岑寺旧址。堰岑寺很大，需要骑着马去关山门，据传说寺内有1000多僧人。这里曾有山岭一样高大的堰坝，又靠近延芳淀，“辽每年季春，弋猎于延芳淀”，辽国萧太后在这里建起一座大型园林，南北长十几里，东西宽七八里，里面有行宫庙宇，堰岑寺就建在堰坝上。萧太后下嫁韩德让之后，二人经常出入于此，萧太后最后也染病逝于行宫，灵柩停在寺里数年之久，萧太后名叫萧绰，乳名燕燕，后来人们把堰岑寺俗称燕灵寺。据当地老人讲，明武宗正德年间，明武宗每年去泰山求子途中都要来到堰岑寺，有一年，大太监刘瑾与孔孟和尚勾结，想在寺中刺杀皇上，文渊阁大学士刘奇保驾，和妹妹一起救了皇上。皇上脱险后，杀了刘瑾。刘奇的儿子刘月鹤后来做了大官，曾住在这大庙里。至文革前，堰上还是寺庙林立，东西南北分布有菩萨庙、娘娘庙、释迦牟尼庙（万寿寺）、真武庙、关帝庙、七圣庙等大小庙宇，庙里长期有和尚、吹鼓手。堰上的花会有高跷、大鼓、四值、吵子、硕幡、狮子、小车会等六七档之多，摔跤、走会技拔头筹，花会主要在逢年过年期间和参加庙会时表演以娱神娱民，每年正月十五去安次县南辛店天仙圣母庙，四月十五去马驹桥碧霞元君庙朝顶进香。花会、走会，除了祈福酬神，也应该是哲学家李泽厚所说的“乐感文化”的体现吧。我爷爷的高跷有武功和杂技功底，令人叫绝。父亲年少时也参加过小车会的表演，而更多的则是参加到解放后社会主义文化的建构中。

杜家自明代初期进京为官，清代开办学堂，教授武功，吸引百里之内考武举的100多名举子前来练功习武，建有“弓房”，修有“马道”，在光绪《通州志》艺文志墓志《杜厚斋先生墓表》中赞誉“武风丕振，人材萃出” ，众门人勒碑刻文。举子进京赶考时，从东南方向来的举子也会相聚歇宿在堰上的杜家滕家，这使堰上在京东各县享有盛誉。杜家和滕家在清末民初联手兴办义学，光绪31年改义学为学校，典置公田34亩作本校永久学田，民国时期为堰上村国民学校，后被杜家开办为堰上完全小学，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堰上中心小学，为本村及周边村镇培养了众多英才。

堰上有滕刘杜魏四大姓，杜家与滕家隔一条马路相邻而居，一重重青砖灰瓦的四合院次第进深延展，将家族各户连成一大片。两家门前的胡同被称作滕胡同、杜胡同。两家世代友好，共建义学，育英才，美风俗。两家不仅名震乡里，事迹也在不同年代编纂的多部通州志书中多有记载。民国《通县志要》艺文志传记《堰上兴学记》记载：“滕子崑、杜厚斋，一乡之望也。善举甚多，其尤著者立义学以惠童蒙”“递升中学师范者颇不乏人” 。滕家杜家的男人们早先大都在外工作，军界、政界、商界、文化界、教育界等都有任职。女人们则在家支撑着门户，维持着一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生活秩序。也有的留在外地工作定居。

我们家族的杜姓宗谱记载：头世鼻祖杜泰、二世祖杜钦甫茔地仍在原籍江苏省徐州萧县，从头世祖开始到六世祖六代单传，从第七代开始分出支派。第一位到北京的三世祖杜文通是明朝时官拜礼部侍郎，明正统四年（1439年），由祖籍江苏徐州萧县携眷来京为官。当年春立碑于漷邑堰上村，汉白玉碑身，立碑处位于堰岑寺旧址之南，地名至今被称作“石碑地”，应为家族世袭封地。杜家世代传承至今，家族中以办教育、做教师的为多。街坊老人曾对我说：“老杜家净出文明人。”其实，杜家在京几百年崇文尚武，可谓文华武英，杜姓人家门前高悬彰显荣耀的匾额在解放时尚有“兄弟同科”、“五弟同科”、“武奎”、“促表节孝”、“盈门桃李”等。据家谱记载，杜家嫁出的女儿中也有人曾获当时政府表彰，送匾额“旌表节孝”。清末民初以来，坊间有“滕文杜武”之说，其实，杜家滕家两家都可谓“文武双绝”。在杜姓宗谱中记有杜家多位先祖的清朝六品军功顶戴、四品封典、武进士、清政府千总兼武官首备、民国初少将旅长等品级或官职，文字背后是杜家先祖世代传承的家国情怀和一段段精忠报国的历史。光绪《通州志》人物志记载先祖杜德成（1815-1863）字厚斋：“人端方，孝友谙，习技勇，尤善骑射，授徒甚众，传其业而成鼎甲进士举乡入庠者前后五十余人”“州牧邓公锡恩书匾额颂之曰盈门桃李，殁后弟子立石表其阡，其始末俱详墓志文。” 据民国《通县编纂省志材料》人物忠烈记载：滕家的滕致和“同治甲戌年联捷武进士殿试三甲以守备补用” 。光绪《通州志》人物孝义中对滕玉山、滕致和、滕致昭、滕致祥均有记载：滕玉山（咸丰十一年武举）“教致和成同治癸酉甲戌联捷进士、致昭入武庠、致祥为文生员，于本村倡立义学二斋，州牧庄公允端两给匾额旌其闾，一曰率性尽伦，一曰乐育英才，一时里人高其孝义，悉钦敬之。光绪七年直督李奏请准旌。” 民国《通州志要》人物孝义记载：“致祥精医学，著有《奇症医案》《妇科准绳》二书。” 民国《通县编纂省志材料》人物孝友记载：滕致祥“创惜字会、兴义学”“改学校”“诸生多所成就，考绩为一区冠。” 滕家在解放时尚有匾额“嘉惠后生”、“文奎”、“模范缙绅”、“率性尽伦”、“乐育英才”等。我国当代著名的外国教育史学家、河北大学博士生导师滕大春（1909-2002）北京大学毕业，又留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而当代著名思想家李泽厚、刘再复就曾在科罗拉多大学任教。滕大春先生在教育史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兼任南开大学教授，著有《美国教育史》等，主编《外国教育通史》（共六卷）等。滕杜两家是平辈，滕先生和我父亲是一辈，我管他叫大爷，滕先生三代字辈是“致广大”，我的三代字辈是“元（延）广中”。受到滕先生的指引和激励，后来我也经过刻苦学习，拿到了北京大学的毕业证书，从事文化工作，著有多部文化专著。

槐，槐，槐树槐，槐树底下搭戏台

我的母亲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从小到老在村镇、城市都生活居住过，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大半生是在相夫教子、赡养公婆和农业劳动中度过的。西蒙•波伏娃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王阳明说：“圣人之学，以无我为本，而勇以成之。”在生活中洗淘生成而又融化到一言一行里的大道与大爱，像一道道光辉，温暖、透亮、无形。聚焦处，则是代表母亲生前身后的两个神圣而发光的大字——“无我”。也正是因为“无我”，使平凡的母亲在与大多数的中国母亲一样的同时，又做出了与大多数母亲不一样的载誉一方、德传千古的不平凡的事迹，使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得以生成、确证和开放。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是中国诗人臧克家和印度诗人泰戈尔关于生存与意义的著名诗句。意义世界是心灵道德情感信仰的世界。意义是人生活的目的，是人生存的全部主题与灵魂所在，人生正是因意义的生成而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并找到回“家”的路。

母亲1937年1月出生在马驹桥团瓢庄的邓家，生日是腊月初八，俗谚云：“腊七腊八，冻死寒鸦”。母亲自幼在贫寒的家境中艰难成长，我的姥爷邓文顺年轻时到山东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中医，后来成为当地的民间名医，看病时望闻问切，还会给孕妇号脉推测怀的是男是女，我们小时候身体不舒服都是去找姥爷给瞧，按他说的土药方，回家用垂手可得的灶膛土或花椒粒或柳树上东南方向的枝梢等作“药”，病会神奇般地消失，不用花一分钱，全是妙手点化、巧用天然，没用过鲁迅先生文中说过的那些极难找到的“药引子”。姥爷的弟弟邓福祥被骗到日本做劳工，几年后才逃回家，刚回家时说话还都带着外国腔儿呢。男人们都不在家，为了一家老小的生计，左手失能的姥姥孟传芝带着年幼的母亲还讨过饭呢，街坊都知道姥姥孝顺，讨来的饭先给婆婆吃。母亲说：“解放前，日子不好过，穷苦人家都出去要饭，并不寒碜。”姥姥生在郑庄一户子女众多的大家庭，小时候摔伤手腕，没有及时医治，导致左手失能，婚后共生了母亲和舅舅这姐弟二人。舅舅说，姥姥从井里提水时，是一只手往上拽绳，一只脚踩住提上来的绳子，如此往复，一点点把水桶提上来，这样晃来晃去提上来的水也就剩半桶了，所以要比常人多费一半的力气。姥姥不识字，但会给我们“破个闷儿”（猜谜语）、讲故事。母亲的娘家也是大家族，母亲在近支本家堂姐妹里排行第七，几家人相处和睦，童年生活虽然贫苦，但朝夕相处，礼尚往来，倒也不寂寞。母亲患病后，还有一个娘家本家姐姐的女儿来家看望，一进门就对躺在床上的母亲喊“七姨儿”，并给母亲200块钱让我给母亲买点儿吃的。

母亲虚岁14岁就出嫁了，嫁到了《通州志》中有记载、闻名四方、教育英才的大户人家堰上杜家。明媒正娶。是经过媒人说亲，父亲母亲两人及全家相看，两家都同意后，嫁过来的，但尚青春年少，也应该算是童养媳吧，和父亲也算是青梅竹马了。母亲说：“那时候有土匪，都结婚早，怕被土匪抢走。你广丰大爷家的大妈18岁嫁过来，算是结婚晚的了。”关于那时的土匪，我听父母和街坊们以及周边村镇的人都说过横行牛堡屯、马驹桥一代的土匪头子“小铫子”的恶行——活埋人，吓得周边百姓只能把铫子叫水壶，滕家的一个女儿就让他强行“娶”走了。母亲曾向我们说起出嫁时的场景，父亲一身新装，长袍马褂，戴着礼帽，骑着马走在前面，她坐着花轿，一路吹吹打打抬进了婆家。母亲说父亲穿的这身礼服是向广丰大爷借的。母亲很少向我们说起嫁到婆家以后的苦楚，而右手手腕内侧的那道长而深的疤痕，留下了她初到婆家生活的境况。母亲说：“那是你奶奶用火镰划的。”我问过父亲，他却不知道，可见母亲的隐忍、贤惠。我也忘了母亲是否说过为什么被奶奶划破臂腕，不知是否像通州志书人物节孝中所记载的滕家媳妇为给丈夫和公公治病“割臂肉和药服之”，至今还有当地人知道这样的药方。奶奶是大家小姐，父亲说奶奶为人善良，懂得道理，对我母亲很满意。舅舅至今还记得奶奶盘着讲究的发髻，穿戴干净利落。曾住在一个院的大妈说，你奶奶厉害、耿直，半大脚，在东厢房结的婚，我家几代单传，也应该是在东厢房住了几代了吧，爷爷奶奶都是在东厢房里去世的，当时还是几家一起住在四合院里呢。母亲曾经说过：“在四合院里住着讲究老的住正房，孩子们结婚住厢房，‘哥东弟西’，东厢房不如西厢房好，‘有钱不住东南房，冬不暖，夏不凉。’哥哥让着弟弟，所以哥哥住东厢房，弟弟住西厢房。”父亲的曾祖父是长子，此后三代单传，一直住东厢房。到我父亲这代时，父亲在院内本家近支兄弟里排行最小，所以最终这片祖宅房址留给了我家。听母亲说，奶奶姓高，娘家在通州城南的九棵树，在张家湾开镖局，如果是祖辈世代经营，想必应该会与曹雪芹家的当铺有些往来吧。张家湾镖局属于南道镖路，主要是走运河，属于当时镖局的“大宗业务”，镖师们防的主要是水贼和水匪，后来南道的运河中断，货运和商旅开始用骡子或马拉的平板大车，镖师们要善于车战。奶奶三个姐妹都练过武，每人的嫁妆里都有一把可以缠在腰中的宝剑，奶奶年轻时勇武狭义，爷爷也有一副好身手，我小的时候听人说爷爷年轻时能踩着高跷从房上飞跨而过，我骑着自行车上学路过九棵树时，当地的老人提起我爷爷还是连声赞叹，说他有本事，武功深厚，为人又宽厚又仗义。

我家的家谱传到父亲手里时，由于在文革中怕被牵连，寄存在了家族中一位通州师范毕业后终身从教的德高望重的本家大哥家里，而奶奶陪嫁的那把宝剑也被父亲扔到了井里。杜家来京后到我这代已传了12代，但到父亲那代已是三代单传，记得母亲说过：“你爸爸是你奶奶从西山老娘娘那儿求来的，是双胞胎，老大刚生下来就死了。”父亲还有一个姐姐，很早就病逝了，杜家这支又剩父亲一棵苗了，也更是加倍地疼爱父亲，父亲也非常孝顺，外出所挣如数交家，从不私存私用，爷爷奶奶去世后又把全部工资交给母亲，这也是母亲一直佩服父亲的一点。我小时候看到父亲钱包里始终装着奶奶的一张照片，有时喝酒喝多了也会哭他的妈妈，我当时还很奇怪，这么大了还想妈呢。母亲的到来，为杜家生儿育女、开枝散叶，加之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鼓励生育，母亲一连生了五男一女，而且个个长大成人。我一直不好意思向人说母亲生了这么多孩子，一次在著名学者、作家、翻译家叶廷芳先生家向他说起母亲，当他听到母亲把这么多孩子都养活了，佩服地对我说：“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医疗卫生条件好了，但这么多孩子都活下来了，也不是容易的事啊！你母亲可是个很了不起的伟大母亲啊！”母亲也说过：“都把你们养大了，甭管是不是都有出息，没磕着没碰着的，这就算是挺不错的了！”因为曾经住在一个院的近支本家里，有孩子夭折的不只一户。说起这些，母亲也觉得很自豪。因为她的全部心血都灌注到了每个孩子的身上，孩子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是最大的牵挂，也自然是最大的骄傲！和杜家世代交好的滕家想抱养幼小的四哥，母亲和滕家的婶儿虽说处得像一个人似的，但最终还是没舍得让人把四哥要走。有条件优越的家庭想让大哥做上门女婿，大哥和母亲都不愿意，怕到人家受委屈。母亲说：“别人家再好，那也没有自家人都在一块儿好。”记得童年时虽然缺衣少食，没少让母亲着急，但一家人生活在一起的天伦之乐，让苦日子随着我们一天一天的长大而一天一天地转瞬而过。记得小时候母亲教我们童谣、谜语、故事，为逗我们开心，将自己缝的包儿拿在手里表演抛球，三个包儿在双手间上下翻飞，令我们啧啧赞叹却又谁也学不会，母亲则是笑逐颜开。小时候，家族中的长辈见我听话懂事，天天替家里干活儿，就说我肯定会有出息。我知道，这是母亲常说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舅母也对我说：“人常说，孩子是越生越好，你们家还真是，甭管是长相还是脑袋瓜儿，还就是你最好。”舅母说的倒也是，我从小也觉得我和家里人长得不一样，青春年少时，马驹桥理发馆在一次为我理发前特意对我说：“这次得给你理好点儿，理完发照相，照片摆到橱窗里去。”理完发，理发店前后左右照了很多张我的肖像。从上学到工作后，也还会有老师或作家、诗人、长者说我品学兼优，才貌双全，面如施粉、眉目如画。其实，长相是父母给的，我对外在的形象基本是忽略不计的，人品和才华才是我上下求索、受用终生的生存和意义所在。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姚振声先生曾把我概括为“三子”：孺子、孝子、才子，这当然是过誉之辞了，我曾自嘲自己是一边伺候母亲一边上下班匆忙赶路、每天满身是汗的“汗子”。

母亲性格乐观开朗，襟怀宽广，为人正直善良、忠厚质朴、聪敏贤淑、明理孝顺，赋有正义感、责任感。嫁过来后有近20年与本家几户共同生活在一个祖辈传下来的两进四合院里，母亲对院内近支本家各户尊老爱幼，与各家关系非常融洽。后来各户搬出了，只留我家还住在老院子原址，母亲一个人操持着请人把原住的东厢房拆掉，盖成了正房。虽说各户都独门独院了，但还是像从前一样相互关照，亲亲热热的，母亲总是念别人的好，尤其是对几位叔伯大爷家及在通州区政府部门任职的本家大哥在我家有事时给予的帮助念念不忘，总是挂在嘴边；对年轻时和父亲一起到同仁医院看病被家住崇文门附近的好心人在家留宿，也是时常提起。母亲对公婆尊敬孝顺，尽心赡养，为他们养老送终。对家里来的客人，总是沏茶倒水热情招待，忙前忙后的，家里或大哥有事请客人到家吃饭，母亲总会一边热情地张罗一边给他们做饭菜，让大哥陪着先喝酒吃菜，她则是不断地炒菜、上菜，饭菜做好、上齐了，她只是坐在一旁陪着，她自己和我们都不上桌，只是等客人吃完后，我们吃从桌上撤下的餐食。

母亲对娘家的父母尽女儿的孝敬职责，还把患病行动不便的姥姥接到我家住一段日子，母亲给她做可口的饭菜，陪她聊天，扶她到院子里晒太阳。我和姥姥住在西屋，在她大小便时需要我扶着她，她也给我说谜语，早晨会按时拿拐棍捅捅我，叫我起床上学。在姥姥卧床后，母亲经常回娘家去细心伺候，还曾住到姥姥家全天伺候。母亲每年大年初二都带着全家准时回娘家看望姥姥姥爷，姥姥家离我家有五里地，小时候每年出门到姥姥家，我们都是走着去，提着点心匣子和罐头等礼品，走累了就歇会儿，回来时姥爷会让我们去地窖挖一些贮存的心里美的脆萝卜带回来，姥姥则是把一些需要缝补的鞋让父亲带回来帮着修补好。母亲对舅舅一家尽心关爱，舅舅比母亲小10岁，姥爷给他起名邓敏新，姐弟俩风雨同舟、相互帮扶，每年还要定好日子相互走动，母亲的侄女小时候也曾在我家住几天和妹妹一块玩儿。母亲患病后，舅舅、舅母及他们的女儿一家常来看望母亲。

母亲对娘家的家族和亲戚也是以诚相待、以礼相待，遇事相互走动，处得都很好，小时候还经常带我们去姑姥姥家，姑姥姥知道我家生活困难，回来时会偷偷地在母亲衣兜里塞5块钱。母亲经常派大哥走亲戚，也经常和我们提起姨姥姥、舅姥爷等亲戚，小学快毕业时我刚学会骑自行车，母亲就和我一起逮了一只自家养的大公鸡，拴上腿和翅膀，派我骑车去给姥爷的独居弟弟送过去。

母亲对我的父亲和善贤淑，我从小到大没见他们红过脸、拌过嘴、吵过架，在家时总是说些父亲单位的人和事或亲戚和家里遇到的问题，也经常边做家务，边说逗乐的俏皮话、双关语，母亲性格爽朗，说话逗乐，喜欢大笑，也经常逗得我们大笑，家里时常荡漾着欢笑声。后来看了新凤霞写的回忆录，感觉到我的母亲和新凤霞的母亲一样，都是坚强勇敢、吃苦耐劳、热情朴素、勤恳乐观的形象。母亲嫁过来不久，就帮父亲向她姑家的表哥学来一技之长，并支持父亲外出工作。父亲是大户人家的独子，自是娇生惯养，有时脾气不好，母亲从不顶撞，让着他，倒是后来大哥与父亲时有顶撞，母亲从中劝说。母亲说她的姓名是父亲给起的，“嫁到老杜家的都随老杜家的姓重新起名，你那几个大妈都改名了。你爸爸说我挺勤勤的，说就叫杜广琴吧。”自此，杜广琴成了母亲的正式姓名，等我上学填表时，填写父亲杜广俊，母亲杜广琴，总是想到老师一定会感到奇怪、不解，会认为是一对兄妹。其实，母亲原名邓敏兰，是她小时候自己给自己起的名字，而姥爷只给她起了小名“小山子”，在我眼里，母亲确实是兰心蕙性、坚韧如山。

母亲心好，手也巧，在吃的方面会做的一般家常吃的和过节吃的饭菜和腌制的菜不下几十种，过年时会做很多豆馅饽饽、大馒头，并用筷子按一下红纸，再给馒头点上红点儿，还自己用豆面做炸饹盒儿，每年过年都忙活好几天，还要炸豆腐、宰鸡、买肉，除夕中午做一大桌饭菜，等着父亲回来全家一起吃饭过年。在穿的方面会做衣服、做布鞋，小时候我们穿的衣服、鞋全是母亲自己做的，她留着很多做鞋时要用的鞋样儿，自己纳鞋底、打袼褙、打麻绳，请父亲绱鞋。我还记得上小学时母亲和父亲一起为我亲手做过一双新鞋。上高中时，还给我做过一个新棉袄，至今我还记得她做好后让我试穿的情景，母亲拿着做好的新棉袄对我说：“穿上试试，哪儿不合适再改！”我穿上后腋下有点儿紧，母亲又重新给我改。妹妹出嫁时，母亲怕自己的手艺登不上大雅之堂让人笑话，又特意请裁缝一起为妹妹精心缝制了贴身的棉袄。本家大妈剪窗花好看，母亲还向她学习剪窗花，但因家务事缠身，只学会了剪双喜字和一些简单的窗花，还坐在炕上把学到的花样教给我们一起剪，给我们的童年增添了乐趣。

父亲年轻时参加过修建密云水库和五棵松一带大楼的建筑工作，后来到镇供销社工作，成为国家正式工后，母亲是职工家属，但一直是农业户口，没有多少收入，基本是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一大家子人，生活自然是拮据的。但母亲为人大方和气、恭良勤善、持家有方。虽说有父亲每月的工资收入，但孩子多，用钱的地方多，日子过得紧巴，父亲也只是在休假时才能享受到一小盘下酒菜——摊鸡蛋，有时还要给我夹上一口。母亲生活节俭、艰苦朴素。街坊和我说，你妈年轻时漂亮着呢！在我看来，母亲的漂亮是一种朴素美和人格美，我没见她涂过粉化过妆或戴耳环、戒指等首饰。关于化妆，只听她说过结婚时“开脸”、用嘴唇抿一下红纸、小时候自己学着扎耳朵眼儿没扎好又长上了。她手上倒是常戴顶针儿，是在做衣服或缝补衣服时用的。母亲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自己做的或请邻居裁缝做的粗布衣裳，从未给自己买过衣服，全家的夹袄、棉衣都是母亲给做。我们穿的衣服破了，她也是及时缝补，还告诉我们说：“笑破不笑补！这么穿出去可不行，会让人笑话死的！人家不是笑话孩子，是笑话大人。”我们理发都花钱到外面请人理，她的头发长了只是让我给她用剪子铰短，母亲一直留短发，她说这样利落，干活儿时不碍事儿。母亲还曾做过纳鞋底、糊纸盒等活儿，贴补家用。还记得我上小学每年交学费时，母亲都让我向老师申请宽限几日，并教我说：“我爸这月还没发工资呢，等5号我爸发工资了再交，您看行吗。谢谢老师了！”我小时候穿的衣服都是哥哥们穿剩下的，晚上睡在母亲脚底下。家里没米没面了，我要帮母亲到钢磨房请人将玉米粒磨成面，或将稻谷碾成米，或骑车到面粉加工厂去换面、到煤场买煤球儿，每月我要用父亲的购粮本和粮票去粮库买米。有一次，家中只剩一点点高粱米了，母亲说：“没事儿，明儿个我去你大妈家借点粮食。”这下可让我担忧了，没了粮食，不就是要挨饿了吗！这也深深地触动了我，使我至今不浪费一粒粮食。刚上高中时，我每月只能用父亲节省下来的粮票，不够用，有时吃不饱，每周回家时要烙几张饼带回学校当主食，还自己买挂面在传达室看门大爷那里煮着吃。一次看见同学刚买的一个馒头掉地上了，被他踢到墙角不要了，我过去捡了起来，拍拍土，撕去馒头皮，把馒头吃了。后来母亲带着我到街坊家买来一口袋玉米到粮库换成粮票，我才算是吃喝不愁了。当遇到有生活拮据的街坊登门来借钱时，母亲总是抛开自家的生活困难，伸出援手相助。大哥曾有一次到城里做国家正式工人的机会，在和母亲商量时，母亲劝他把名额让给了同样是孩子多但家庭条件不如我家的街坊。还有一家街坊的媳妇是疯子，母亲时常提起这个女人的悲惨命运和受到的常人难以想象、难以启齿的折磨，怜惜之情溢于言表，并告诫我见到她不要招她，也不要像有的孩子那样欺负这个可怜的女人，也让我从小就对这类人心存恻悯。说也奇怪，这个在街上疯走的不幸的女人有一次见到我时似乎有些清醒，还在土地上教过我写一个英语单词——key，这个单词也成了我记忆里的第一个英语单词。我家很早就买了一台缝纫机，母亲给我们缝补衣服方便了，也给街坊们来家缝制衣服提供了方便。母亲的善良还让她宽大了一个天黑后的入室者。那次是正赶上我们全家在家门口看露天电影，中途回家后隔着玻璃发现有一个中年男人在从我家的青花盒罐里掏东西，被我们发现后，他说是外地逃荒的，饿了来我家要口吃的，见门没锁亮着灯，就进屋了。大哥说：“找吃的干嘛翻盒罐呀？”那人面色尴尬，无言以对，母亲见他一个大老爷们逃荒要饭也怪不容易的，也确实没偷什么东西，给了他点儿吃的，就放他走了。

和母亲一样，父亲也是乐于助人，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到一个老街坊说过他到我父亲单位附近办事，父亲给他买大馒头抹芝麻酱吃，而当时的我们家还每天吃的是粗粮呢。父亲还在工作之余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做鞋、缝鞋，为亲戚和街坊邻居无偿服务，还将技艺传给了一个徒弟。后来，父亲退休，三哥接了父亲的班。父亲退休后又被单位返聘多年，父亲的单位后来改制成公司，是位于通州区潞城镇的北京京东环城商贸有限公司。我上高中时住校，每周回一次家，如果不回家，还会想家呢，回到家常常是和母亲一边包饺子一边聊天。我在北大求学时功课重，要看很多书，回家的次数少了。一次回家时，发现母亲比从前矮了，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母亲老了。再之后，父母从单位宿舍搬回位于通州区马驹桥镇的祖宅居住养老，直到母亲患脑血栓瘫痪在床。

你说一个一，我对一个一，什么开花在水里

母亲在旧社会度过了童年，而人生大部分是在新社会度过的，集传统文化和现代思想于一身，尤其是敢为人先的精神和对子女的教导有方，令其颇显不凡。生我时，年轻接生员刚接受过培训还没给人接过生，别人家不敢用，而母亲却果敢地用这名接生员将我顺利接生到人间。母亲说，生我那年，家里一切都很顺利，家里在这一年里大事喜事纷至沓来，先是父亲在春天转成了国家正式工，母亲又在操持着请人把家里的东厢房拆了，盖起了正房，等到了秋天，我就在已经盖好的新房里平安降生了。一切是很顺利，但我却想像得出母亲顶着大肚子张罗着拆旧房、盖新房的艰辛而又面容憔悴消瘦的身影。母亲也曾向我们说：“还真应了老三爷的话，他早就说咱们家改了正房以后能出人。”老三爷是一位能掐会算的风水先生，曾和我家住在一个院，是父亲曾祖辈的本家长辈。给我接生的接生员姓苏，母亲管她叫“小苏”，母子平安，母亲高兴又感激，接生员也很自豪，增加了自信。母亲想给我起小名叫“顺利”，但姥爷的名字里已有“顺”字，便叫了“小利”，从此我就以这个乳名被父母和长辈们呼来唤去了。我家家谱上有自清朝开始的排辈顺序，前十辈是“永成山延广 中兴振家声”，后十辈是“英俊荣华成 玉哲跃光宗”。我是“中”字辈，生下我后，母亲正在寻思按我这辈的“中”字起什么大名好时，接生员说：“忠于革命忠于党，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您看叫中于好不好呀？”母亲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苦孩子，对新中国、对共产党无比赤城，对毛主席无比热爱，便爽快地采纳了接生员的建议。母亲平时只叫我小名，一次也没叫过我大名，以至于我上小学后才知道这个学名，后来我又和母亲商量改成了现在的名字。当然了，母亲一心想生个女孩，见又是一个小子，一时气得不想给我喂奶，这是后来母亲当成笑话讲给我听的。但是我的到来，确实圆了母亲的心愿。为了祝福我母亲能如愿生个闺女，原在一个院里居住的本家一位二奶奶和本家大嫂像是商量好了似的，撇开我的大名小名，却管我叫“五丫头”，这样一叫还真叫来了一个丫头——我的妹妹，这下可是皆大欢喜，母亲如了愿，二奶奶也对我母亲夸嘴说，叫“五丫头”灵吧，要是早听我的这么叫，早就生闺女了！她们以及街坊的妇女们还说妹妹是母亲的贴身“小棉袄”，是母亲的“老可心儿”。当我伺候患病的母亲多年之后，和本家大嫂聊天时说：“我还真成了我妈的丫头了！”大嫂说：“哪儿啊，比闺女还心细呢！”这位大嫂以及大哥见我早出晚归的一个人伺候母亲，上班也远，总是心疼我，嘘寒问暖，能帮就帮，有时自己做了好吃的也给我端来，有时说些仗义的话宽慰我，待我像亲弟弟一样，也曾给母亲送牛奶等食品。

母亲还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让舅舅联系挖掘机工程队，大哥挑头、全家协助开挖和承包了五十亩鱼坑，靠全家团结苦干，勤劳致富，成为了当时少有的“万元户”。但母亲每天都督促我利用课余时间参加鱼坑的劳作，占用了我大量的课余学习时间，我的学习成绩从此就不再是名列前茅了，这也是家庭条件所迫，这么大的产业，活儿多人手少，我的未来也无法预测，母亲只能先解燃眉之急了。这也印证了鲁迅先生说的话：“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其实，母亲非常重视让子女接受教育，让每个儿女都上学，母亲说：“只要你们念得下来，我都供你们念书，省得以后落埋怨。”母亲心里很羡慕我们小时候能上学念书识字，我上小学时有一次正在家做作业，扒在炕上写生字，母亲坐在一旁羡慕地看着我，轻声对我说：“我也会写字啊！”“是吗？您还会写字呢！”我有些惊喜地问。“是我十多岁时在扫盲班上课时学的，还学算术、学唱歌呢。”母亲高兴地说着，仿佛又回到了青少年时代在扫盲班上学的时光。“我写一个我的名儿吧，你看着啊，看写得怎么样。”说着她从我的铅笔盒里拿出一根铅笔头，在一张草稿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上了她的名字，我当时只是赞美了一下母亲，至今后悔自己小时候没有悟出母亲对念书识字的渴望，没能减少玩耍时间，教她多识多会写一些字。在我上初中时，母亲还支持我买课外书、订阅了几种学习杂志。我上高中时参加学校里的书法班、声乐班和摄影兴趣班，母亲节省开支，支持我购买了一台海鸥牌照相机，为这个大家庭及亲戚家留下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她劝诫儿女的口头禅是“要争气要强”、“别看谁一时”、“要会过日子”、“咱得奔呀，不奔吃什么呀”等。对子女也讲民主，遇事商量，从不独断专行，从不偏向谁，对我们的食物、零花钱都是平均分配，对老闺女也只是在情感上稍有偏爱，因为老闺女的到来，了却了她多年想“生个闺女，老了得伺候”的心愿。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过年分瓜子、花生时，父亲将瓜子倒在炕上，堆成一长条，然后用手切成均等的几份，我们每人自选一份，花生分成几堆，我们任选一堆。当邻居有活儿需要帮助时，母亲会让我们去帮邻居干活儿，后来我已经把这当成自觉的行动了，我经常给邻居滕家五奶奶打扫卫生，五奶奶是五保户，年老体弱，眼睛不好使了，坏孩子们管她叫瞎五奶奶，是滕大春先生的本家五婶。五奶奶说谢谢我时，我还会说：“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过两天我再来。”隔壁大妈家有需要帮助干的活儿，我总是会跑过去帮着干，大妈有时也会奖励给我一两毛钱或给我点儿好吃的。对我的几个嫂子，母亲热情相待，一视同仁，视如亲生，从不挑礼，并让我们称她们为姐姐。母亲还为她们伺候月子、照看孩子、调解夫妻矛盾，像一股清泉滋润着家里面的每一个人。大嫂和我妹妹的名字里都有一个“荣”字，母亲为了避免在称呼时她们不知道是在叫谁的尴尬和麻烦，干脆果断地为妹妹改了名。

母亲对我们的家庭教育是独特的，与人们一般认知中的教育是不一样的，形式上可谓是“文武兼施”，内容上涵盖“衣食住行”。“文的”是愉悦的、温馨的、其乐融融的，主要是文化艺术的熏陶和浸润，以及日常生活中礼节的叮咛。“武的”是费力的、严厉的、让我们畏惧的，是给我们派各种活儿去干，偶尔我们犯错令母亲怒火中烧地数落我们、有时也举起手掌或抄起笤帚疙瘩。令我从小对母亲既感到亲切又感到敬畏。这些在家庭中的管教也让我养成了对文化艺术的热爱，并像她一样的灵利、勤快、简朴、坚韧，有为家庭分忧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母亲生在旧社会，却从不迷信，不烧香拜佛，不烧纸祭祀，也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劳作之余，或一边做家务一边听听收音机里播放的戏曲、戏剧、曲艺、新闻广播，也养几盆花，都是好养的万年青、绣球、旱荷花、柱顶红等，大都是街坊邻里家的妇女们给的。还在院子内外种些蔬菜、转莲（向日葵）、大麻籽（蓖麻）等，早先也曾养猪、养鸡，是为了换钱贴补家用。稍有闲暇，会陪我们玩儿一会儿，教儿歌、讲故事、唱歌、做游戏、抓子儿、踢毽儿，有时晚上也全家坐在一起玩一会儿纸牌，当时我们开玩笑管母亲玩牌时戴着的花镜叫“大眼镜”，逗得母亲哈哈大笑，但大哥玩牌时输了总是爱急，最后不欢而散。母亲会说很多童谣、谜语、谚语、民间故事等，后来我和北大教授段宝林老师和民俗专家赵书老师谈起对民间文学的热爱，主要来自母亲给打下的基础。我至今记得她教妹妹说童谣、给我们讲民间故事的情景。我们围坐在院子里，她怀里抱着妹妹，我坐在小板凳上，听她说出一个个童谣：《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小耗子儿上灯台》《拉大锯扯大锯》《点牛眼》《镰刀把儿三道弯儿》《槐树槐》《提灯棍儿打灯台》等，也给我们唱她从姥姥那里听来的《小白菜》《对鲜花》等，或在扫盲班学到的拼音字母歌、《夫妻识字》等，或从收音机、电影里听到看到的电影《铁道卫士》插曲《全世界人民团结紧》、《青松岭》插曲《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歌剧《江姐》《洪湖赤卫队》《白毛女》《小二黑结婚》里的唱段，京剧样板戏《红灯记》唱段，评剧《夺印》中的《何支书吃元宵》、《花为媒》里的《阮妈报花名》，豫剧《朝阳沟》中的《亲家母对唱》，黄梅戏《女驸马》中的《谁料皇榜中状元》等，歌曲《东方红》《老两口学毛选》等，有时她唱不全，只唱开头几句，还给我们讲她对这些歌理解的意思，在解释歌剧《江姐》唱段《看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里“砍头只当风吹帽”一句时，她把“帽”听成了“毛”，还说毛就是头发，先烈们认为砍头就像风吹头发一样，连砍头都不当回事。我说应该是帽子的帽吧，我们都笑了，但对母亲的解释，我当时也觉得挺有道理的。在晚上躺在炕上睡觉时，她给我们讲《老狼的故事》《鲁班锔白塔》等民间故事，讲到老狼扮成的姥姥躺在被窝里吃小孩的手指头时，她绘声绘色地学小女孩、姥姥的语气说：“姥姥，您吃什么呢？姥姥说：胡萝卜尖儿！”后来，在我和段宝林先生、赵书先生编选北京民间文学作品时，在老狼的故事的版本中，还没看到这么生动的语言，这是流行在北京东南地区的一个版本，而母亲说的很多童谣应该是传承下来的极其珍贵的“孤本”，在编选时也没发现。母亲喜爱评剧，也喜爱京剧样板戏、豫剧、黄梅戏中的名段。我和她一起收听或收看过《杨三姐告状》《花为媒》《刘巧儿》《小女婿》《卷席筒》《秦香莲》《三看御妹》《金沙江畔》《祥林嫂》《向阳商店》《夺印》《野马》等，至今仍记得剧情和一些唱段。父亲常向我们说起杜家祖辈的荣耀，也给我们讲过堰岑寺的传说、通州塔的故事、李卓吾的故事等。可以说，我们是父母教的民间文学启的蒙，又深受社会主义文化的熏陶。父亲曾参加过毛泽东思想业余宣传队，大哥也曾在业余文艺宣传队担任歌唱演员，还参加过当时的县里汇演。他们还经常在家里排练节目，吹唢呐、唱歌，我从小就听他演唱《祝酒歌》《乌苏里船歌》《新货郎》《祖国一片新面貌》等歌曲以及一些评剧唱段。在家里也有父亲的《毛泽东选集》《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刘胡兰》《中医学》《工人日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书籍、报纸，他还给我们买《童年》《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敌后武工队》《桐柏英雄》等小人书，加上大喇叭里播放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家里收音机、电视机里的节目，家里营造着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文化氛围。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家里要求我们的基本是要知书达礼、通情达理。总的来说，我们家是严父慈母。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他要求我们对长辈要说“您”，对同辈兄长不能直呼其名，该叫哥哥叫哥哥，在外面见到熟人要主动说话、叫人儿，在他回家时要主动恭敬地说：“爸爸回来了！”不许随地吐痰，大人之间说话时小孩儿不许插嘴。他把煮俩鸡蛋叫卧俩白果，他白天上班晚上值班，节假日还替人值班，一个人长在了单位，平时很少在家，家里全靠母亲里里外外一把手。母亲说：“咱们家孩子多，这样你爸爸也能给家里多挣点儿钱。”父亲教育我们的时间主要是在饭桌上，他要求我们“吃不言，睡不语”，不许用筷子敲盘子碗，吃饭时不许吧唧嘴，只能吃自己这边的菜，不许够着吃，不许扒拉盘子里的菜，碗里不许剩一粒饭，当然他是率先垂范的。他的严厉，让我们小时候都很怕他，也让我从小懂礼貌守纪律，尊敬师长，关心同学，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还一直是班干部，走向社会后也是规规矩矩的，让父母很是放心。在母亲的耳濡目染下，我自觉地学会了做饭，学会了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学会了街坊来家串门儿时沏茶倒水、迎来送往，自行车坏了也自己修。母亲也经常告诉我们一些不该做的事和礼节，还常说：“礼多人不怪”。下午放学后饿得慌，有时我会找上顿饭剩余的饽饽吃，母亲看到后说：“别净盘腾饽饽！一会儿就吃饭了！”吃饭时她告诉我们在饭桌上不许说恶心的话，到别人家吃饭，不许把盘子里的菜都吃完，要留一点，以免让人家觉得菜没做够，有失礼节。有一次吃饭令我至今难忘，母亲给我们做的是馒头，但蒸锅放在炉子上后，母亲就到院里的小厨房做菜去了，等闻到糊味时已经晚了，她一边跑到炉子旁端起锅一边说，“哎呀，忘了！忘了！还坐着锅呢！你瞧这是怎么说的！”打开锅盖，烟气腾起，馒头蒸成了烟色，水已烧干，铝锅锅底也烧坏了，母亲满脸愧疚惋惜，连连自责，但父亲一句怨言也没有，只是说：“我也只顾在屋干活儿了，没闻着糊味儿，没事，以后再换个锅底就行了，还能用。”在吃饭时，我们拿着熏黄的馒头一口口吃着，也没觉得有多难吃，只有已经接父亲班在外上班的三哥把馒头剥了皮再吃。父亲最疼三哥，也不说他，只是三哥剥下一块馒头皮，他就拿起来放在自己嘴里，如此往复，我却被这无声的温情中的身教深深地教育了。

父亲平时对三哥和妹妹都很亲，对我却要求很严，这也许是见我听话、学习好，对我有更高的培养和期望吧。我至今还记得父亲对我的一次管教，那是我刚记事的时候，父亲休假在家，街坊看到父亲在家，就来请父亲给修鞋，父亲坐在马札儿上，膝盖上垫着一块厚布，在缝鞋，母亲站在一旁配合着打麻绳，我在屋子里玩儿，可能是来回晃荡影响了室内光线，父亲停下了手中的活儿，站起身来，把我拉到一角儿，在我脚下划了一个圆圈，严厉地说：“就站这儿，别出来！”我不敢出来，在圆圈里站了很长时间，站累了也不敢蹲下，后来是母亲让我从圆圈里走了出来。上学后学成语画地为牢时，想起这事，这不就是画地为牢吗！这倒也让我从小养成了遇事为别人考虑、不影响别人的习惯。后来，母亲也学会了这一招儿，并用在了她最疼爱的妹妹身上。大嫂刚嫁到我家的时候，妹妹还小，和她因琐事发生口角骂了她，大嫂告诉了大哥，大哥带着大嫂来找母亲，大嫂坐在一边哭，母亲俯下身子好好劝她别委屈了，并拉过妹妹给她赔礼，向她保证一定不会再有第二次了。把大哥大嫂劝走后，母亲在地上划了一个圆圈，让妹妹站到里面不许吃饭，问她：“说！以后还骂人不！”妹妹从小不会讨巧，自是闭着嘴不表态，母亲气急了，抽了妹妹两个嘴巴子，掌嘴，边抽边说：“你说呀！以后还骂人不！嗯！”妹妹被打得哇哇大哭。至今，妹妹一句骂人的话都不会说。我听妹妹说起这事时，我能猜到，这两巴掌打在了妹妹的脸上，可母亲的心却是钻心的疼啊！因为孩子多，娶媳妇不容易，母亲不问缘由，劝成年成家的儿媳妇，打自己尚在幼年的女儿，这一劝一打，一是管教妹妹，二是也怕儿媳妇生气跑到娘家不回来。母亲为大哥娶媳妇没少操心，每次媒人来家里说事，母亲都是拿出我们难得一见的厨艺热情款待他，我还记得母亲特意给他做的小馅饼两面擦油，她从未给我们这样做过。大嫂婚后一有委屈就哭着来找母亲，有一次生气回娘家，母亲让我把她从半路劝了回来。

母亲每天起床最早，烧火做饭，把开水也烧好倒暖壶里。夏天母亲在院子里烧火做饭，三伏天家里没外人，有时热得她光起膀子，却笑着说：“我倒是不怕热，多热都不怕，就是怕冷。”冬天她早早起来，把炉火弄好，给我们烘烤棉衣，烘烤得差不多了，拿起笤帚疙瘩说：“该起了啊！老爷儿都晒屁股了！”见我们还不起，她会高举起笤帚疙瘩大喝一声：“起！再不起，可就笤帚疙瘩伺候了！”如果还有磨蹭的，她会猛地一下把我们的被子掀去，屁股上真会挨一笤帚疙瘩，直吓得我们一个个抱头鼠窜，争先恐后地起来跑到她身边穿上她烤热的棉衣，叠好被褥，洗脸吃饭。饭后她又开始收拾屋子，扫地、擦桌子和摆设，把我们每一个孩子以及屋里院里的一切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然后就让我们背着书包去上学了。母亲常说：“早起三光，晚起三慌”，后来我上初中了，开始一段时间还没买到自行车，要走五里地去学校，自己很早起来做早饭，比母亲起得还要早。

民间有“棍棒之下出孝子，黄荆条下出好人”的古训，母亲平时很少对我们动手，基本是一边收拾屋子一边对我们做得不对的地方不停地“唠叨”：“你们都老实儿的啊！我不想打你们，打你们我手还疼呢！你们一个个的，能不能让我省省心呀，啊！”实在是气急了时，才对不听话的孩子抄起笤帚疙瘩或掸子把儿朝我们喊：“把你们都养大了，盖房娶媳妇了，我就能交差了，到时候你们爱到哪儿去到哪儿去，别再来气我就成了！”我知道母亲说的是气话、反话，她只要还没糊涂、还有一口气，就会整日地为这些不听话的儿女着急上火，直到闭了眼才算完事大吉。但对实在不听话的，母亲也有无奈的时候，姥姥住在我家时，四哥给姥姥编了个顺口溜惹姥姥生气，说姥姥又拽又瘸又瞎又掉牙还有点麻，逗得我们也跟着笑，姥姥不爱听，对我们说：“谁都有个老，你们也有老的时候！”母亲当时正在做饭，听到四哥当着姥姥的面说这些话，朝我们喊：“哪儿能这么说姥姥！嗯！”拿起擀面杖就要打四哥，四哥却一把抢过擀面杖，一下就给撧折了，母亲吃了一惊，又踅摸笤帚疙瘩，而此时四哥早已扔下擀面杖一溜烟似的跑走了。母亲气得追到院子里朝外喊：“你跑吧，你滚得远远的才好呢，永远也别回来，跑外边给我丢人现眼去吧啊！”打跑了四哥，母亲又劝姥姥别生气，这孩子不懂事，别跟他一般见识，可姥姥还是没住多久就让舅舅接回去住了。回家那天，姥姥看到四哥，还生气地冲他说：“这回我可出殃喽！”其实，四哥只是调皮、逗趣，本质上还是忠厚老实、吃苦耐劳的，他十几岁就白天在鱼坑干活儿，晚上一个人与一杆火枪、一条狗为伴住在鱼坑值夜，冬天还和二哥一起在鱼坑做豆腐卖。他和我说起过在鱼坑值夜时遇到过的吓人的事，这对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来说是过于残酷了。四哥在我们弟兄中在鱼坑付出最多，为人也最仗义，在我有事时经常帮助我，后来还由我出钱，他帮助操持，为父母盖新房住。

因为家里孩子多，对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母亲都是让我们自己做，这让我从小学会了自己解决问题。上小学前，有一次我在打菜时用薅刀砍伤了左手，自己捂着伤口跑到了医生家上药。还有一次和本家大妈家的弟弟玩耍时，被他用小碎砖头砍伤了头皮，我也只是找大妈说了一声就自己跑着去找医生上药去了。我从小就比较老实听话，没怎么惹母亲生气，只是母亲在说其他孩子时也会把我饶上：“你们一个个儿的，都听好了啊！”有时候明明是妹妹不对，但只要妹妹一喊，母亲准会说我，这让我心里有些不服气，本来我没做错吗，唉，谁让我大呢，母亲常说大的要让着点儿小的。我倒是记得母亲有一次因我没“叫人儿”批评我。那次是赶上舅舅、舅母一年一度的来我家做客，我中午放学回家路上想，每次都是只叫一声舅舅、舅母，显得太没新意了，这次应该换一种更亲近更热情的话，见面说什么呢？我一直到走进家门还没想好，看着母亲陪着的舅舅、舅母，我直接说了一句“来了您！”母亲立刻冲我喊：“怎么不会叫人儿了，这孩子！”我只能又按以往的传统习惯叫了声舅舅、舅母，这才算是过了关。

随着我们逐渐长大会干活儿了，母亲开始吩咐我们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这让我渐渐感觉到自身的责任好像与生俱来，纯粹个人的生活大大压缩了。母亲给我派的活儿很多：烧火做饭、扫地打水、打草打菜、拾柴劈柴、照看妹妹和侄子侄女、到粮库买米买面买油、到煤厂买煤球儿等，有鱼坑后，又吩咐着我到鱼坑干活儿。印象最深的是照看妹妹和到鱼坑干活儿，当时我已上了幼儿园学前班，妹妹也能满地跑了，母亲让我别上幼儿园了，在家帮着看妹妹，我是母亲生的几个孩子里最听话的一个，老老实实地在家陪妹妹玩儿，倒也没耽误我学习，因为母亲教妹妹说的儿歌我都学会了。我家的鱼坑，母亲是顾问和协管，由大哥具体负责，母亲请舅舅托人找挖掘机工程队把5个鱼坑都挖好了，此前四哥已经不上学了，母亲又把在外上班的二哥叫了回来，此前母亲已经为二哥盖房娶媳妇了。最初说好给每个兄弟每月200元，后来大哥并没把钱如数给到每人手里，而我属于半工半读，鱼坑是自家的，母亲和我自然是没有报酬的，因为三哥四哥都已定亲，就等盖房结婚了，家里收支必须统一管理，把钱攒起来，到时候能用到刀刃上，对我们劳动的犒劳是能吃到因缺氧而死的鱼。寒暑假和每天课余时间被母亲差遣着到鱼坑干活儿，对童年的我是一件苦差事：看鱼坑、买鱼料、喂鱼、分坑、打草、捞河漂、凿冰窟窿、拉网、批发卖鱼、清坑等等我都要干，有时候天气不好，增氧机增氧不够，鱼缺氧浮头或翻白儿、死后沉底，我们还要跳到鱼坑里靠一双手臂用力搅水人工增氧，并随时把死鱼捞出来扔到坡上，如果累了想上来歇一会儿，会遭到大哥的训斥或打骂。我在兄弟中排行最小，当时年龄也小，干活儿没力气，但一样儿也不少干，批发卖鱼时让我算账，一笔账都不能算错。一起干活儿时，我常被大哥他们嘲笑是“白面书生”，还经常受伤，手上脚上留下了多块疤痕，有的是装机井的水泵时让钢丝绳扎的，有的是用驴车拉草时让驴踩了脚，母亲曾说到我在鱼坑里捞死鱼时累了想上来，大哥用气筒打我，赶我再下去，我都不记得了，因为对这些我都习以为常了。而更严重的是造成了我学习成绩的急速下滑。班主任知道了我家的情况后，非常惋惜地对我说：“唉，你家这鱼坑算是把你给坑了！”

其实，即使在这样的家庭条件下，我也还是抓住一切空闲时间学习，学习成绩在经历了一段下滑后又稳步攀上来了。但母亲警告我要虚心，不许骄傲，有志气但不要争强好胜瞎逞能或看不起别人。在初中时，有一次我拿着三好生奖状向母亲汇报，言语中有些骄傲，父亲在一旁说：“当个三好生就值得你这么显摆！”一把就把奖状抢了过去，扔在了地上，我又惊又羞又气，又不敢顶撞，当时吓得不知所措，感到非常委屈，就从家里出来了，走到凉水河边凝望河水缓缓流淌，回想着成长中的艰辛和父母的不易，后来就回家了。母亲将粘得平平整整的奖状递给我说：“上哪儿去了你，我和你爸爸满处找了你半天，你爸爸也是让你别骄傲，好好学，咱以后老当三好生，啊！”以后的我还真遂了母亲的心愿，我初中时被选中参加全区数学竞赛，初中毕业时代表毕业生上台发言，高中时一直保持全班总分第一，连续三年被评为三好学生，还有一年被评为市级三好生，代表全校三好生在全校年度表彰大会上登台发言，代表全体毕业生在全校毕业典礼上登台发言。我还业余创作文学作品，负责校刊编辑，学长们读了我在校刊发表的小说后，把我称作“小琼瑶”，当时我创作的文学作品在全国比赛中还获了奖。母亲在和街坊提起我时很是自豪，其实，我当时是羞于向母亲说起我的成绩的，记得只向她汇报过我获得的10元三好学生奖金。

母亲操心费力地把每个儿女养大、帮其成家后，又照看一个个孙辈，并亲自从小养育一个父母离婚了的孙女，直到因操劳过度，52岁时患上了美尼尔综合症，才无可奈何地渐渐地脱开了她“看腻了”的孩子。我是母亲最小的儿子，没见过年轻时的母亲参加打埂插秧、挖沟修渠等农业劳动的身影，只见她终日为众多儿孙和鱼坑的事务操劳，心老得张着，脑袋里那跟弦老得绷着。在我结婚时，母亲不顾美尼尔症的眩晕和舟车劳顿，乘车从通州老家到位于海淀的中国军事科学院参加我的婚礼，当时她已经有些反应迟钝了。之后又被我接到当时位于海淀黑山扈的小家帮助照看孩子，但母亲已无能力再帮我照看孩子了。等再看到我孩子时，她已患病瘫痪了，患病后还能说话时和我孩子说过最后一两句话。当时我让孩子叫她奶奶，母亲说：“这小孩儿长得挺好看的，叫什么来着？”我告诉她：“叫贝贝，上次回来告诉过您，叫贝贝。”并让孩子叫她奶奶，她笑着说：“哦，哦，好，好！”十几年前在失去意识后的漫漫时日，除了早期时的喊叫、骂人或偶尔的生气不吃饭是在病痛折磨中无意识的宣泄，大可忽略不计之外，我听到的母亲最后说出的词组是“烧火做饭”，哼出的歌曲是儿歌《对鲜花》中的开头一句和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主题歌《好汉歌》中的衬词衬腔，还有她偶然发出的“嘿嘿”的笑声，没听到过她对我们管教时用过的词汇，也从未见她哭过，也许是我们已长大，她也病了，真的是只能“交差了”吧。这多少能算是她一生的掠影吧。

母亲虽然没正式上过学，但一言一行全是文化的表达。童年受到家庭教育启了蒙，上过扫盲班识了字，青少年阶段迎来了新中国成立，结婚后既是家庭妇女，也曾参加过农业劳动，开办家庭产业，接受的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会给我们说童谣、猜谜语、唱民歌、讲民间故事，还会唱很多革命歌曲、戏曲唱段，还和我说过喜欢话剧，可见母亲善于在生活和劳动中学习，并将所学所悟运用到处理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的种种问题之中。其实，母亲患病前一直生活在为家庭生计和子女上学、谋生、成家的种种问题之中，这也造就了母亲的聪明才智、通情达理以及责任担当。对于多子女的大家庭，母亲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为我的几个兄长都结婚成家操办齐全之后，就召集全家，请来杜氏家族中文化水平高、德高望重的广丰大爷等人负责代笔、做证，所有参加者协商同意、签字画押，签订了分家协议书，把养老、遗产问题处理得公公正正、清清楚楚。

母亲的“问题意识”、“担当精神”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使我身上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正义感、责任感，明是非，辨美丑，知荣辱，讲道理，不招事，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在学校多年担任班干部，上班后也曾担任行政职务，在工作中团结同志，敬业奉献，钻研业务，《光明日报》曾发表了赵书先生为我写的文章《敬业的群众文化人》。创作中也是以顾炎武《日知录》中“文须有益于天下”、曹丕《典论》中“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白居易《与元九书》中“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准绳，注重文章的社会功能，不作无病呻吟、文字游戏之作。我还被单位党总支选为党员代表、支部委员，职工群众有问题常向我反映，我也把单位群众反映的和自己发现的问题认真整理好，及时向党组织反映，我常说：“我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不是‘投机党员’！”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上班下班、外出参会都佩戴党徽，自诩为“全天候党员”，感到很光荣，连劝阻不文明现象时也感到周身有力量、有光芒。我在单位监督室内吸烟的违法害人行为，在地铁站内见到有夹塞、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为或在厕所吸烟等违法行为及时劝阻，同时语气温和地、真诚地向他们解释：“谢谢您了，您多理解啊，我是党员，别人不敢管的我得敢管，要不我就不入党了。”偶有不文明者要挟谩骂，我坦然面对，毫不在乎。乘车时我会主动给老人、孩子、孕妇让座，偶尔也会把腹部胖些的女士错当成孕妇，令人善意而笑。在马路上看到各种钉子，我会停下车将其捡起来，以免扎破赶路人的车胎，见到停车处的自行车倒了也会一辆辆扶正。我还经常将会议桌餐后的剩餐打包带回食用，为浪费行为赎罪。我把这些随时随地随手的小小善行比喻成“如影随形的美德”，提醒自己从我做起，从身边一件件小事做起，见到千万人视而不见的“美德”，自己要停下脚步弯下腰捡起来。

大道至简。从母亲的一言一行中，我感悟到，母亲的大道主要是仁义礼智信这些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基和科学、民主、社会主义等这些现代精神融汇成的大道，是人的意义、责任、境界的内在统一。如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来衡量，那是非常契合的。这对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来说已经是很难企及的修养和境界了，而对于贤妻良母型的母亲来说，却是自然而然的流露，宛若天赐。其实，自然即是宇宙，“道法自然”，王弼说，“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得知母亲逝世后，一位认识母亲的街坊一大早特意前来敲开家门，闪动着一双大眼睛，满脸真诚地告诉我说：“你妈是神，年节时要点三柱香。”我说：“我也觉得我妈挺神圣的，因为她一辈子都很善良，爱帮助人。我姥爷是民间中医，老给人看病，也没少帮助人。”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在我填写遗体捐献申请表之前，我特意征求父母的意见：“身体是爹妈给的，要征得爹妈的同意呀。”父亲说：“你怎么这么年轻就想这事儿？”我说：“我是党员，不信鬼儿啊神儿的，我想早点儿登记，也好多做点儿宣传，现在遗体捐献的人还不太多，捐献了是供学医的学生们上课学习、研究用，就不留骨灰、不修坟了，死人不占活人的地儿，节约国家土地，还能为国家做点儿贡献，国家鼓励遗体捐献，给在碑林上刻名，每年清明节管这些事的领导和学医的学生、老师还去给献花、鞠躬呢，是挺光荣的事儿。”母亲说：“跟国家有关的事，就是大事啊。你打小就心眼儿好，忠厚老实，说话办事在理，懂的又多，你想好了要做的事，肯定没错，我都同意，等人闭了眼，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只要国家需要，到时候我也跟你一样，把我捐给国家吧，也甭办事儿。”母亲知道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也相信国家，相信日子会越来越好，但凡与国家大事有关的，她向来都非常支持。父亲说：“死人不占活人的地儿，你说得对。我和你妈都同意。你爷你奶奶的坟早就被平了，现在都找不着在哪儿了。周总理、刘少奇、邓颖超、邓小平都不留骨灰，撒江河大地、撒海里去了，我呢，到时候把骨灰往大河堤里一扔就行了。”父亲说的大河堤就是老家附近的凉水河大堤。和父母说起身后事时，父母很平静，语气平和，似乎把一切已经看透、看淡了，没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了不起，或有什么思想顾虑。看似简短而平淡的交谈，却了断了令芸芸众生很难了断的人生生死大事。我想这和父亲高小毕业又常年在公家上班加之领袖的示范作用的缘故有关吧，而母亲则是除了自己的明理、豁达的品性使然，更是对国家、对科学事业和对我的绝对信任吧。在这之后，我又申请成为了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倡导社会主义文明新风尚和志愿服务精神。

2011年10月父亲病逝后，我们儿女遵父愿，将他的骨灰撒入凉水河，这在当地可是一个创举！河水悠悠，东流而去，汇入滔滔江海之中，没有占用国家一寸土地。2019年3月母亲病逝后，遵循母亲生前意愿，没有任何排场和仪式，除了自家兄妹各家和舅舅一家，没有惊动家族、亲戚、老街坊以及单位的任何人。我给母亲的遗体最后一次换药、擦洗、穿衣、梳头，灵车一到，我把母亲的遗体抱入棺中，我和兄妹护送着，捐献给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用于医学教学研究，无私奉献，英名永留人间。这在当地又是一个更大的创举！在为母亲捐献完遗体后，我捧着母亲的北京市公民志愿捐献遗体志愿登记表、北京市红十字会颁发的志愿捐献遗体纪念证和北京市红十字会与北京协和医学院遗体捐献接受站联合颁发的水晶纪念杯，带着妹妹、女儿、侄子登门到各位哥哥家和近支本家各户汇报并衷心感谢，又亲自到亲戚家汇报、感谢，到母亲户籍所在社区党组织及各部门和我的单位及上级单位鞠躬致谢，向我的前妻汇报并致谢，毕竟曾经婆媳一场，并向已去世的姥姥、姥爷和父亲告慰。

“无言良师德传千古，莘莘学子医路高歌”，这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学生用联语表达对“大体老师”的敬重。“大体老师”是医学界对遗体捐献者的尊称。一生一世，有始有终，了却生前身后事，留得清气满乾坤，母亲成为了体现崇高人格和科学价值观的“无言良师”。“大体”二字让我想到了孟子的话。《孟子•告子上》云：“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大道—大爱—大体—大人，天人合一、融古通今，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母亲的形象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但求耕耘、不问收获的修为中生成为具有自足的人格精神结构的“主体”，最终使人生得到了升华，穿越数千年中华民族文化隧道，汇入中华民族建设者星汉灿烂般的光照中。正如北京市长青园内的巨石上所刻：“精神与日月同辉，爱心与天地共存”。

大爱无言。移风易俗，超越传统的民俗观念和道德理念，为科学事业做贡献，普普通通的父母却开创了当地殡葬新习俗的两个创举！父亲骨灰撒入江河，母亲遗体捐献给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我申请遗体捐献的是北京大学医学部，无论身后在哪里，我们都如一股无形的天地正气，充盈在整个世界。

母亲捐献遗体的大爱情怀正如北京市红十字会在志愿捐献遗体纪念证书中所写的：“杜广琴同志：您申请在逝世后把遗体志愿无偿捐献给医学事业，这是一种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您的这种精神将永远受到人民的尊敬和赞扬。”一声同志，多么纯洁赤诚！让母亲走在了为伟大事业而奋进的同志们的行列里，他们像群星把中华民族美好的前程照亮。

在办理丧葬补贴时，从服务中心办理机构处得知，母亲是通州区马驹桥镇第一个遗体捐献者。真是没想到啊，母亲的大爱之举不仅为国家科学事业做了贡献，也使其成为了一名“殡葬改革先锋”！这崇高大义的光环会永远让儿孙晚辈生活在光照中。妹妹杜立荣和母亲亲手养大的那位侄女杜莹也被母亲的崇高风范所感化，决定也申请遗体捐献。

谁不爱自己的母亲，用那滚烫的赤子心灵

母亲2004年患脑血栓后，卧床15年，逐渐地失能失智，全身瘫痪，身体消瘦，不会言语，像个植物人，但生命力十分顽强。我把母亲接到我自己的小家后，为母亲求医问药、每天医治，床前尽孝、养老送终。总体上看，母亲为大哥操心最长、付出最多，我则为母亲赡养最长、付出最多。在这十几年里，拯救和延续母亲的生命太不容易了！父亲比母亲早离世8年，父亲在世时被我对母亲的孝行深深感染，曾发自内心地对正在为母亲抠屎的我感慨地说：“唉，真是活菩萨啊！”我也两次被北京市人民政府评为“孝星”，并分别被东城区人民政府和西城区什刹海街道评为“孝星”。我从自己和母亲身上品尝到了人生之苦，也从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中看到了人性的丑恶一面，但更多的是感受到了人间真情。

母亲患病以来，先后麻烦了多家医院和急救站的医生、护士为母亲看病、医疗、救护，家庭、家族和亲戚以及母亲和我在东城、西城、通州居住时的邻里、社区也多有体恤关照，还有多次搬家时搭载母亲的出租车司机、路上主动搭载我的好心人，我都铭记在心。我所在的单位北京文化艺术活动中心党政工团和上级主管部门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的领导都曾到母亲病床前给予关怀和慰问，我的同事们和好友们也经常对我关心宽慰帮助，我的诸位恩师及文化艺术界的学者、作家、编辑、记者、艺术家等知名人士叶廷芳、段宝林、赵书、曹灿、张颐武、胡智锋、刘玉琴、刘茜、刘勇、刘一达、史继中、梁秉堃、韩小蕙、红孩、马光复、姚振声、刘铁梁、周华斌、谷文月、汪国真、马知渊、陈亮、高昌、张菱儿、刘悦笛、李修建、鲁太光、毛巧晖等多年给予我嘉许和鼓励。在此代表我和我母亲向各位领导、师友、贤达和有关单位和机构的全体同志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我伺候着母亲先后在东城、西城居住过，最后回到通州祖宅居住。在家里既是儿子又是女儿，既是家庭护士又是家庭医生。为便于伺候，无论在哪个区居住，无论她躺在气垫床上整日喊叫还是周身褥疮，我始终睡在她的身旁或和她睡在一张双人床上，因为她后半夜尿了，我可以不用下床就能把尿湿的尿布往地上一扔，再给垫上干尿布。给母亲做饭喂饭喂药是最简单的事了，即使长年母亲便秘需要我每天把大便抠出来，这对一般人来说是一道艰难的坎儿，我却觉得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儿了，比起给褥疮换药省时省力更省心，笑称“抠屎胜淘金。金山银山，比不上母亲活在身边。”抠一块散发着臭味的大便比淘一块黄金还要高兴，因为这证明着母亲饮食消化系统一切正常，这是很重要的，我每天也通过洗尿布观察着母亲尿的颜色，为她擦洗阴部，泌尿生殖系统也始终是一切正常。对母亲的病，早期她神志不清整日喊叫、看得见太阳穴上的血管一下一下脉动时，我担心她老这样晃动着脑袋喊叫，不知什么时候会脑梗二次发作或诱发脑溢血，因为神经系统和血液循环系统尤其是脑部颅腔内的血管病情是肉眼看不到的，每次在面对着这种情景之下还要赶时间上班完成繁重的工作任务，内心充满了焦虑和煎熬。但比这更严重的煎熬是母亲身上罹患的两次重度褥疮，我的心随着褥疮的感染、渐愈、痊愈而悲欣交集。

第一次严重褥疮是2008年年初。此前我把母亲接到我住的楼房伺候，但母亲终日喊叫，父亲也很着急，看着母亲纳闷地说：“在家时不这样啊，别再憋成精神病吧。”父亲这样一说，我也害怕了，因为母亲患的是脑血栓，已经精神不正常了，也许是住楼房里换了环境不适应吧，我当时恨不得把母亲原来住在祖宅的屋子全拍下来，制成大幅彩喷，把给母亲在我家居住的卧室全糊起来，让她感觉到还是住在原来的祖宅里。后来，在父亲的坚持下，母亲还是回到了通州祖宅，我每周回去伺候她，2008年新年活动和紧接着的筹备春节活动忙得我无法分身，只有父亲一人在家照顾她，等我除夕回去时，母亲已患严重褥疮，只能躺着了，见母亲面如槁灰，发如蓬草，我心如刀割，欲哭无泪，耳旁仿佛传来母亲从心底向我发出的呼喊：“你可回来了，这么多天到哪儿去了！我快要死了！快救救我啊！救救我！”我焦急地问父亲：“都这样了，怎么不上医院？”父亲说：“医生说没法治了，我在家给抹药，唉，这可怎么办呀！”我说：“他们几家知道吗？”父亲说：“唉，没人管，也没人来，也就是你常来。”我家的这些人我最清楚了，病情危急，刻不容缓，母亲如果还在这里躺着，那真的是要等死了。我说：“救命要紧，还是我给接走吧。”我当即给在娘家过年的妻子打电话说了这事。父亲说：“人挪活，也好，我去找车！”在父亲的护送下，我把母亲搬到了我在东城的家，从此免去了远在两处又交通不便的奔波和牵挂之苦，父亲住了几日，见我每天为母亲细心医治，也就放心了，我住的楼房没电梯，他住不惯，在他临回家时，我提醒父亲一定要向其他几家说一声母亲的情况。

从此我和母亲又朝夕相处了，又仿佛回到了小时候一样，只是顺序调了个个儿，被病痛折磨的母亲像个整日哭闹的婴儿，该我做她的母亲了，为她洗洗涮涮，烧火做饭，看病吃药，哄着她玩儿，为她的病情变化而悲喜，只是把小时候她对我们那样的严格管教换成了对她时刻留心的严格看管。生命垂危的母亲像一块试金石，让我看到了世道人心，看到了更深层的人性，对人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和感悟。母亲的到来也导致了我小家的破裂。此后，我除了给女儿送抚养费，还经常去看她，遇到考试、升学等大事时在场，始终关心她的成长，尽一个父亲的责任，但毕竟没住在一起，不能终日在一旁关爱、看管、叮咛、提醒，未能更好地让她切身领会到我们这样的家庭的困难会转化成人生的美德和财富，心里还是留下了遗憾。但母亲的病时刻都处在生死攸关之际，一切都需要别人伺候，离不开人，这条命能否活下来全指望我呢，这是家里最大的事啊。医生曾经提醒说，脑血栓就怕二次复发，我也一直为此担心，可是母亲除了因抽羊角风两次住院，一直到去世也没复发过脑血栓。我每天给母亲身上的褥疮抹药，并给她服用医生开的治疗脑血栓和平复精神的药，还用周林频谱仪做理疗，中午回家为她翻身。为治一块块褥疮，每天两次换药，整整抹了一年多的药，才逐渐痊愈。

褥疮痊愈后，10年内基本没有复发，母亲的精神状态也逐渐好转，不再喊叫了。但令我意外的是，10年后严重褥疮又像恶魔一样卷土重来。2018年9月在我给母亲翻身时股骨骨折，由于骶骨处已有重度褥疮，全身不会动，不便去医院，我给她每天敷药，又吃内服药，最后骨折基本痊愈了。但由于不能翻身了，脚部、后背、胯部、肩部等又患上了严重褥疮。由于还要上班，我每天4点半就要起床，做饭喂饭喂药，然后开始换药。换药是一项需要毅力的艰巨而劳累的任务，要为每一块褥疮清创、剪去坏死组织、消毒，然后敷药、包扎，有的轻度褥疮涂自己用酒精泡制的中草药水，整个换药完毕要用一个小时时间，然后垫好尿布，把母亲的头、肩、腰、腿、脚等部位用枕头垫好，让患褥疮部位不受压，并最大可能地让母亲躺得舒服一些，因为这样一个姿势，她要一个人在床上一动不动地躺上一整天。伺候母亲一切停当后，我简单喝口粥，赶紧把尿布洗完晾上，和母亲招呼一声，关好门，听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和报纸摘要”，骑上电动车就急匆匆赶路上班去了，赶到地铁站换乘地铁，9点前必须赶到单位“刷脸”考勤，下午5点再“刷脸”考勤后下班。回到家，我先给她喂水、换尿布，然后是和早晨一样的做饭喂饭喂药换药流程，只是每天晚饭后要为她擦洗身体、抠大便，因为早晨为赶时间上班，只能拣对保命最重要的事做，没时间做这些。伺候母亲的所有工作中，让我最揪心的是母亲身上的褥疮，最怕褥疮穿孔露出腹腔、盆腔，那可就不太好治了。为治褥疮，我购买阅读了最新版的全国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西医外科学》《中医外科学》和国外译著《创伤学》等医书，带着母亲患处的照片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安贞医院、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外科以及社区医院等地就诊，但这些医院的医生说老人这么大岁数了，到医院治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也是用我用的这些药，拉过来再拉回去还不够麻烦的呢，就近在家保守治疗也可以。我倒是不怕麻烦，而是担心这样高龄微弱的老人到医院会被传染，伺候着也不方便，还担心路远颠簸，如果在搬运过程中母亲再骨折或褥疮大出血，就真的是有去无回了，悔之晚矣，两难中只有一面求医问药，一面让她在家治疗了，用体温表时刻关注体温变化，推测肺部和褥疮是否感染，每天用外敷药、口服药、电磁波治疗仪做理疗，想尽了一切办法，认识我的医生说：“你的医学本事跟我们医生也差不多了。”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母亲的骨折基本长上了，褥疮也基本控制住了，每天的体温也基本正常，每顿饭能吃一大碗流食，同事和街坊们都赞叹母亲生命力的顽强，也夸赞我伺候得好。但由于长期卧床和外伤，导致她有痰、咳嗽、吞咽困难，我每天给她拍后背，把牛奶、鸡蛋和剁碎的菜煮熟，和香蕉或芒果、橘子、葡萄等水果捣碎再放上口服药一起喂她，每顿饭要喂将近一个小时。

我确实把患病后的母亲当成了新生的婴儿，侍母疾扶持爱慕如婴儿，母亲的整个生命都要我来管起来了。尤其是她无意识、也不会说话，我要警觉地关注着母亲的吃喝拉撒、个人卫生、伤病、精神状况、躺在床上躺得是否舒服，别压着，别硌着，冬天怕冻着，夏天怕热着，一切都以母亲的生命健康为中心，让她始终在我的视线之内，生怕有半点闪失，连看电视都放最小音量，生怕吵到母亲，有时还抱着她到院子里看看，像一个伺候婴儿的母亲。虽然母亲没有意识，但我每次上班临出家门都要告诉她一声：“您就在家好好躺着，好好在家玩儿啊，好好看家，别着急，别害怕，您放心啊，我一会儿就回来了，啊。”下班到家开门时，我会故意把大铁门弄出响动并咳嗽一声，让她第一时间知道我回来了，到窗前我高喊一声：“回来喽！”然后支上电动车，顾不上拿东西，赶紧跑进屋。

母亲78岁时我曾在心里许愿：将自己的寿命转到母亲身上30年，我伺候30年，其间我也退休了，可以有时间整天伺候母亲了。如今，这份期许的母子相守的美好被母亲带走了，永远无法兑现了。回想着母亲从患病不能下床那天起，我每天像对待自己刚出生的又一个女儿一样忍受着心焦、牵挂、劳苦，无微不至地细心照料、做好医护，即使自己生病了也要带着病痛照顾母亲，在外面遇到天大的事也要忍，因为我不能出事，家里的母亲在等着我去照顾她，心里有再大的委屈也要自己化解，内心里时刻牢记：“为了妈，不计较”。家里人对母亲的好我都记着，母亲住院或在我出差时，我请妹妹帮助伺候母亲，或请侄女、女儿轮流来伺候母亲。三哥、四哥、妹妹、侄女、侄子年节也曾过来看望母亲。我要求女儿年节、寒暑假必须最少安排一天过来伺候母亲。大哥患食道癌临终前，我推着母亲到大哥家，大哥躺在床上，对着为他操心最多的母亲叫了一声:“妈！”

叶廷芳、段宝林、赵书、梁秉堃、姚振声、史继中等老先生每次见到我或平常联系时都劝我注意休息，保重身体。住在后海时有一年中秋节，远在英国采访的著名散文家韩小蕙老师给我和母亲发来微信问候，并问我“北京的月亮圆吗？”我知道因时差原因，英国此时看不到月亮。我当时正在忙着给母亲洗尿布，只是在晾尿布时看了一眼被尿布遮挡住的月亮，应该很圆很亮吧，但我可是无暇顾及这份浪漫啊，我觉得星星月亮每天默默陪伴着我，像我的小伙伴儿，我和母亲也在被星光恩泽。披星戴月的上下班途中，我会仰望星空唱起《世上只有妈妈好》《星星知我心》《敢问路在何方》《过雪山草地》《四渡赤水出奇兵》《国际歌》《共和国之恋》《祖国，慈祥的母亲》《多情的土地》《把一切献给党》《一支难忘的歌》《帕米尔，我的家乡多么美》《走向复兴》等激励自己，默诵海子的诗《祖国（或以梦为马）》：“万人都要将火熄灭 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 此火为大 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藉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

就这样像母亲哺育婴儿一样，想像着她一天天一年年长大，到如今都应该是15周岁背着书包上学的中学生了，却终因骨折后褥疮严重身体虚弱，吞咽困难，在喂饭时噎着了，虽然赶紧把食物拍出来了，但还是窒息，在我的怀抱中溘然离我而去……实际年龄是虚岁84岁。

由于忙着给母亲治病，本来想等开春时，天暖和点儿了再给母亲剪头发，可是母亲去世太突然了，我还没来得及再给母亲剪一次头发、洗一次头……遗体捐献后，我和协和医学院负责遗体捐献的老师联系，希望在医学院使用之前，由我再给母亲清洗干净，以免给学院增加麻烦，学院老师回复说：“老人身体我们已经按医学规定处理干净了，放心！”我表示了感谢，也算放心了。是啊，我的一颗时刻牵挂母亲的心让母亲劫后重生了15年，用全部身心、才智、操劳、坚忍以及生命的过早衰老担起忠孝两全，对单位严格遵守考勤制度、工作突出，对母亲情真意切、问心无愧，对孩子尽抚养之职、家教之责，此时的内心是坦然的，唯独在母亲78岁时祈愿她再活30年的心愿没有实现。

虽然病痛中的母亲也曾昼夜喊叫，让我感觉到似乎疾病真的是一个魔鬼，那个原来慈祥的母亲已从母亲身上离去，像魔鬼附了体；或偶有几次抽羊角风，叫救护车从东城没有电梯的跃层7层楼抱到楼下送到医院医治，出院时再一层一层抱上楼；也曾持续一两个月见她无意识地把那残损的牙齿磨得咔咔响，问医生也没有好的办法，令我寝食难安、心急如焚。但在西城后海平房和通州祖宅居住的几年，母亲的精神状况和全身各系统总体上是正常的，我每天在家时都和她说话、交流，拍拍她的脸蛋儿、撞撞她的脑门儿或拍后背、揉胳膊腿时叫她“奶奶”、“太太”、“孩子”、“老闺女”、“七姨儿”、“大姑儿”等唤醒她的记忆，和她逗乐，给她唱她教给我们的歌曲和她喜欢听的评剧以及京剧、豫剧、黄梅戏唱段，逗她会乐，喂饭喂药时会主动张嘴，有时她会咕咕噜噜说着什么，有时自己还会笑出声来。面色红润，目光清澈，满头黑发，这么多年连感冒都没得过，即使我感冒了也传染不上她，我还在每天上班前和下班后把她抱到中式圈椅上坐一会儿，给她拍拍后背、捏捏腿，然后给她喂饭喂药，节假日还把她收拾好，抱到轮椅上坐好，推着她到室外街上转上一大圈，母慈子孝，一路会受到街坊、邻里和门店、摊商熟人们的羡慕和赞许。只是去年9月因翻身股骨头骨折后不能再坐圈椅上，只能老躺在气垫床上了，也不便翻身，才开始多处褥疮，像是在用羸弱的甚至是粉身碎骨的身躯感化那些迷途羔羊一般的众多儿女，但似乎只有我被彻底感化，不是由于宗教信仰，而是本性和母亲的病体带给我的悟性，让我倍加爱护世间每一个生命，对任何动物哪怕一只蚂蚁、一只飞虫都不忍残害它们。经过我寻医问药和每天两次换药医治，母亲身上的骨折和褥疮基本控制住了。

虽然我每天4点多就要起床为母亲做饭、喂饭喂药、换药包扎、换洗尿布，然后急急忙忙地路上花费两个小时从通州祖宅母亲床前准时赶到位于海淀的单位上班，下班后再心急火燎地赶回家解救病痛中一个人躺了一天、水米未进的母亲，一人一边上班一边伺候母亲，为赡养母亲，妻离子散，卖了市中心跃层楼房，寒来暑往，无冬历夏，整日里披星戴月，栉风沐雨，穿梭在北京东南到西北，从青年走到中年……其间辛苦，冷暖自知。独自的我，也曾忍受着母亲无意识的大骂，或喂饭时不吃饭啐我满脸饭也要耐心喂她；也曾几次因身体难受躺倒在下班的路旁，或在空旷的路上被大雨浇得瑟瑟发抖，或因躲车连人带车及车上带的刚换好的煤气罐翻滚到路边的深沟里，或电动车车胎被扎，只能推着走回家；也曾错过地铁末班车，躺在路边大楼的楼道里过夜，半夜风雨交加，想着家里没关窗户，彻夜难眠，第二天提心吊胆地赶最早一班地铁回家，见母亲在开着窗的屋里经受风吹雨潲却安然无恙，我麻利地伺候好母亲再准时赶回单位上班；也曾在病痛难耐的大喊中为母亲翻身换药，情不自禁地想到母亲的众多儿女们和我的孩子，幻想着他们能帮我一把该多好；也曾因艰苦的生活条件所迫，想到真是没法活了……然而想到母亲全指着我伺候呢，再大的困难也不低头，再大的风浪也要闯过；也曾在考研中高出北大复试线53分，却因外语虽然高出国家线却比北大线差1分而与北大艺术学院失之交臂，可谁又会知道我是在背着怎样的重负在与刚毕业的大学生们一道考研啊，我轻抚着卧床的母亲的额头，淌下两滴伤心之泪，而这，母亲又哪里会知道呢；也曾主动放弃单位的中层干部竞聘，不计较人生得失。虽然人生饱受磨砺之苦，每一步走得异乎艰难，但，我知道，是母亲的养育和感化，让我在内在的自我完善中获得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人生境界到达了不容易到达的高度，引导我的生存进入澄明之境，终生感恩母亲！

回想和母亲相处的日子，我的每一点小小的成绩、每一点善言善行，都令母亲欣慰。母亲的鼓励也激励着我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利用业余时间和节假日一边伺候母亲一边努力学习，钻研业务，勤奋创作，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学术研究为国家的群众文化事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也曾被首都建国50周年庆祝活动筹备委员会给予嘉奖，被北京市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为群众文化专业副研究馆员。获得了全国群星奖等近50个省部级和国家级创作奖项。入选了北京市文艺人才“百人工程”。加入了北京作家协会、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散文诗学会、中国乡土艺术协会等专业团体。出版了《文化家园》、《皇城内外》、《杜染作品集》（全二册《群众文化》《草花之美》）以及北京市宣传文化高层次人才培养资助项目《群众文化的现代化》等理论专著和文学作品集，并自购2000册《群众文化的现代化》献给中国共产党。参与了文化部全国基层文化队伍培训教材和北京市文联出版项目的编撰。创立了“立学”、“文化建构主义”学说、“文荟北京”群众文化品牌、北京群众文学共同体。曾以大学本科学历和文学学士学位的资格参加艺术硕士专业学位全国联考和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并曾进入了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复试。女儿也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和专业，品学兼优，曾多次到奶奶家为奶奶喂饭、擦身，传承着已来京580年的忠厚传家、诗书继世的文化大家族的家风家教。我知道，这是献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亲娘想我一阵风，我想亲娘在梦中。”这是母亲教我们唱的民歌《小白菜》里的两句歌词。母亲说过，人死如灯灭。母亲这一去，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我也不相信人会有魂儿，但我还是期望着母亲的灵魂始终陪着我，像一盏明灯照着哀痛的我、赶路的我、像她一样坚强的我……自母亲去世那天起，我自己给自己规定斋戒赎罪60天，守孝三年，和侍母疾时一样，终身不茹荤。母亲捐献后，我每天躺在母亲的床上，盖着母亲的厚被，也曾做出给母亲做过的同样的饭食，一口一口囫囵地吞下，亲自体验母亲的吞咽感受，也曾在睡梦中哭醒……但母亲至今连个梦也没有托给我，我的哀思有时化作默默流淌的泪水，有时化作上下班路上的哀哭，感觉从小到大从未有过如此沉痛的哀伤，没有流过如此多的泪水，像个脱离了母体、剪断了脐带、呱呱坠地后哭泣的孩子，如今，真正地永久地失去了母体、失去了连线、失去了母亲的慰籍，仿佛风筝断了线，只有母亲的形象和言谈举止永久地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不时地浮现……春夏秋冬，天地之间，仰望苍穹，脚踏大地，有浩气凌空，有长风往复，“亲娘想我一阵风”啊，不管是轻风、疾风、热风、冷风，都是母亲对我的想念，或呼唤，或叮咛，或鼓励，或鞭策，在耳畔，在心间，如琴丝，似管弦，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母亲的离去，让我有抽筋拔骨般的不舍，人生永远缺失了父母这份最本源的归属，而且永远无法平复！怎不心生痛，痛，痛……

我是父母最小的儿子，和父母相处年头最少，而过早地接受父母的终老。没有父母了，我也就不再是孩子了。父母在时，我虽苦虽累，但有一种慰藉、责任、感恩交织在一起的丰富的情感和无穷的力量支撑着，内心是充盈而快乐的，每天上下班虽然心也为母亲病痛缠身无人看管所急，但一路歌声，脚步轻快，再大的事心里也装得下，因为有父母的目光像巨大的光柱照耀着我奋进的征途，父母的眼神像深邃的海，涵映着我奔波的身影，回家的脚步如川流入海。我也曾自豪地向人开玩笑说：“从小我妈就让我看妹妹，看完妹妹又帮着看侄子、侄女，原来我妈是在培养我，最终是练就一身本领看老妈！”如今，这个人间世界依然如昨，而我却不再是从前的我了。心是沉沉的，目光是淡淡的，那些用来称呼母亲的称呼不会再用了，那些唱给母亲的歌和自我激励的歌一首也没唱过，也许我再也不会歌唱了，我现在才明白了台湾著名歌手费玉清为什么在父母离世后宣布退出演艺工作。为人之子的幸福情感再无归依，人生的悲喜缺少了父母的关注，周身像褪去了一道最温情最圣洁的光晕……内心里觉得即使再苦再累也还是没伺候够！

世界上对我最疼爱、最无私、最无求的人去了，这份恩情永远珍存在最温暖、最柔韧、最葱郁的心灵的深处，会支撑着我走在纷繁的人世间，穿过一个个漫长的黑夜，让意义蕴藉的人生在创造中不断生成。这是我在心底对母亲的许诺。我用感恩之情的主线串连起了散落在细碎琐事中的母亲的女人本色、家国情怀，仰望苍穹，沐浴在母亲的大道与大爱的光耀之中，化悲痛为力量，更好地传承和弘扬母亲的美德，珍藏着美好的回忆，一如往昔，继续背起行囊上路，昂首阔步向前走。

我深深地爱着你，这片多情的土地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的诗句对此时的我有着更深的感受，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一滴奶水，十滴骨血，父母之恩，母恩更重，母亲的恩德无以伦比。文友们得知我母亲的事迹后，认为母亲太伟大了，应该写出来。在为母亲写这篇追忆文章时，像是在反哺，像是在用浸透在文字里的思念、感怀和泪水，为母亲编织着一件冬暖夏凉的朴素的衣裳，想起与患病前和患病后的母亲朝夕相处的一幕幕往事，常常泪流、哽咽，指尖无法敲击键盘。文章越写越长，像在给母亲絮一床厚厚的棉被，棉絮不绝如缕、越絮越厚，任思绪在大脑的记忆沟回来来回回地扫描，像心中涌动的无尽的哀思，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怎一个痛字了得！这一个一个、一行一行笨拙的文字，像母亲缝衣的密密的针脚，千针万线仔细编织，生怕漏掉一针一线。点点滴滴、丝丝缕缕、大事小情、音容笑貌，连同与母亲有关的家族和对脚下这片大地的深情，一齐涌上心头，连每一个小小的细枝末节都不想忽略，生怕自己有限的才思、笨拙的笔触，让所写出的母亲的形象不够完整、不够丰满。我知道母亲的恩情涓流不尽，也是永远报不完、描不全、写不尽的，写到的这些也只是渗透到母亲84虚岁漫长人生中的凝聚的心血、殷殷的期盼、质朴的言行的一些折光片羽，用浸透着情感和泪水的丝线串连到一起，虽然粗略地显现了母亲形象的些许神韵，加之在这样悲沉的心境下抛弃创作技巧，事无巨细、毫无章法、详略不当、语不惊人的繁琐、平铺、直叙，仍难以全部刻画出母亲立体、完整、鲜活的，栩栩如生的，活泼泼、坦荡荡、乐呵呵、笑盈盈的完美形象。

我之所以这么孝顺母亲，除了是作为人子的本性，还因为从小到大看到母亲把她的所有全给了我们，给了这个家，完成着一个家庭妇女的责任和使命，是绝对的“无我”，没有锦衣玉食、金银财宝，也没有满腹经纶、咬文嚼字，更没有争强好胜、唯我独尊，连去世后也如同闪光的诗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也是祖辈女性的写照，家谱中连她们的名字都没有，只写有某氏，她们是祖辈父辈的一部分，她们的事业就是她们的家庭、她们的丈夫、她们的子女，她们像一片片绿叶供养着一朵朵鲜花美丽绽放，让生命茁壮成长，她们却一片片落下，融入泥土，让子实得以瓜瓞连绵，这就是大地母亲一样的平凡中的伟大啊！

透过记忆中母亲的形象，我仿佛看到了我从小看到的本家、家族、亲戚、邻里及我所认识的或不认识但也能推测出的一位位像我母亲这样的妇女的形象，她们大体都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品性，生活在相近的或不同的地域，在记述母亲的同时，我感觉到似乎也在为这样的默默的、勤劳的、坚韧的、像泥土和大地一样朴实无华而又蕴育出、滋养着鲜活生命和人间万物的群体立传，但我深知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只是在心里和笔下涵有一种敬仰和叩拜的神圣感。她们也是母亲的姐妹、母亲的同志啊！她们都是需要我们感恩的人！她们用一生践履了一条美好、深刻而又充满理性与情感的成长之路、一条抗争宿命之路，她们从中华民族历史波澜壮阔之巨幅画卷的边角处汇入了历史的主流。她们成长并正式生成为“主体”，是意义世界对事实世界的超越，充分表明在尘世中有可能达到崇高的人类理想存在，因为一种闪光的精神性的价值克服了人性中的欲望和生活中的困难，使她们的生存从平面化生存走向立体化生存，走向拥有人品和人格魅力的“大写的人”的渊懿境界。有了这样的存在与意义，她们又何需我们为她们去树什么碑立什么传呢，她们耕耘过的中华锦绣大地就是她们的巍巍丰碑，她们抚育过的中华优秀儿女就是她们的赫赫传记。因为中华大地在她们和像她们一样的一辈辈祖辈慈爱胸怀的涵溶、无穷智慧的描绘与勤劳汗水的浇灌下，早已成为了有情的大地，这是无数的中华儿女深深地爱着的，奉献着的，多情的土地，中华儿女们就是站在这样坚实有力的大地上满含深情、茁壮成长、建功立业，这是绿叶对根的情谊，也是人类对伟大母爱的报答。

叩拜大地，仰望苍穹；叩拜大地啊！仰望苍穹……

2019年5月5日

附：在无尽的思念中，为母亲敬献自己创作的诗歌两首，记念母亲在世时的音容笑貌，铭记母亲的恩情：

《冬的女儿》

春天 来了

母亲 去了

母亲降生在隆冬

离世在冬末

是冬天忠诚的女儿

母亲说过

她不怕热 怕冷

可是 冬天的早晨

我们总是被她高举的笤帚疙瘩喊醒

她已做好早饭

把炉火生旺

映着炉火

把每个人的棉衣 烤热

用终日劳作 布满裂纹的双手

将贫困的生活弹奏出乐音声声

母亲 像一棵腊梅

生长在中国的大地上

不怕风雪 饥寒

用满树的清香

香溢家的庭园

回馈冬的恩情

报送春的消息

《船》

小时候

我是小小的船

母亲是温暖的港湾

母亲老病后

母亲是小小的船

我是母亲温暖的港湾

但是

我用大半生的劳绩和孝行

为母亲修炼的无垠的 心的港湾

却装不下母亲深深的慈爱 终日的挂念

母亲离去后

我将思念叠进了一个

小小的纸船

没有风帆

没有罗盘

我的心

就是风帆

就是罗盘

早已冲破胸膛

敞开着

呼喊着

牵动着

母亲的英灵

载着船

驶入我的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