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文学创作的主体性
杜染
文学活动的构成应该包括四个要素:世界、作者、作品和读者。作者是写作主体,是进入写作思维和写作行为中的人。
主体性探讨是从群众文学创作者角度探讨业余作者的素养。包括生活素养、思想政治、文化知识、技能技巧、审美理想等。主体性是建构的,是逐渐培养、锻炼、积累的过程。主体性决定着创作水平的高低。
对于群众文学作者来说,为什么写、写什么和怎么写是三个重要的问题。
一、写什么?——文以载道
写什么,这是创作题材问题,从作者角度来说,这涉及到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也涉及到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
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宗明义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随着人们文化层次的普遍提升,写作能力已经成为一般人都具备的基本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写什么的问题,主要是说作者要明白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这涉及文学内部与外部的诸多因素,对于党内作者来说,还涉及党性修养。共产主义的党性与人民性以及文学与政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党员作者与非党员作者及一般作者面对的是同一个社会主义大环境,都应强调社会责任感,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借用中国文章的传统使命,就是“文以载道”,这个道,是促进人类解放事业、人的全面发展的大道。当然,行进在这个大道上,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会遇到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落后思想的侵袭,遇到正与邪、丑与美的较量,遇到阶级性、人性以及世道人心的诸多问题与困惑,遇到私利对良知的拷问和诱惑,这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和素材,也是对作家——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思想修养的考验。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在文艺创作的目的和追求上,大致有“为艺术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为人民而艺术”这三种主张,“为人民而艺术”应该是最能体现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主张。
王充在《论衡》中倡导:“文人之笔,劝善惩恶” 。顾炎武《日知录》中提出:“文须有益于天下”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认为“文章者,天下之公器” 。大家熟知的大文豪鲁迅说:中国的有一些士大夫,总爱无中生有,移花接木地造出故事来,他们不但歌颂生平,还粉饰黑暗。鲁迅以“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式的创作目的,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鲁迅说他写作是为三种人,一是“为那些为中国改革而‘奔驰’的猛士,他们在寂寞中奋战,我有责任为他们呐喊,要给予他们哪怕是微弱的慰藉”。二是青年,是那些“如我年轻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正是因为他们,我必须在作品中 ‘处处给予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而对内心深处的悲凉感有所扼制(何况我对于悲凉感本身也是持有怀疑态度的)”。三是他的敌人,鲁迅说,“我的敌人活得太愉快了,我干嘛让他们那么愉快呢?我要像一个黑色魔鬼那样,站在他们面前,使他们想到他们的不圆满。” 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简•爱》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写作的宗旨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不为自娱或取悦于少数有闲者。她坚持作家的社会职责,坚持文学的社会功能。她强烈反对不道德的文学艺术,在这种宗旨下夏洛蒂恪守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别林斯基说:“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根植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和喉舌。”
世界上的现实不光是美好的,值得歌颂的,还有丑恶、罪恶需要警醒、揭露、批判。阿多诺有句名言:“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面对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杀戮、苦难,诗歌也秉从“否定的辩证法”成为具有批判力量的“否定的艺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伟大艺术家的创作中表现的艺术是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极其矛盾的,并且客观地成为揭露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成为摧毁资本主义基础的武器,如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家巴尔扎克、司汤达、狄更斯等,包括选入语文课本的马克•吐温《竞选州长》,莫泊桑《我的叔叔于勒》、《羊脂球》、《项链》等。社会主义社会在向前发展的进程中同样有社会的光明一面和阴暗面以及人性的丑恶,需要用艺术去再现和表现。社会主义社会的艺术是对劳动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强有力的工具,成为在共产主义原则上认识生活、改造生活的强大力量。
二、怎么写?——专业精神
怎么写,这涉及到作者创作的专业性,包括技巧和文化修养。专业性是任何专业都需要具备的基本执业要求和水准,试想,一名不具备专业水准的医生能执业吗?患者在医疗过程中能对医生信任吗?文学创作也是一个道理,专业精神是读者对作者和作品信任的基础。
文学创作的专业性,大致总结三点:
一是不能抄袭,简称“别抄”。这是底线问题。包括全文抄袭、部分段落抄袭、情节构思上的抄袭等,这在初学者中会出现,在作家中也会出现。我在编《放歌新世纪——东城区群众文艺作品选》时,就有作者给我打电话,说他那篇作品是抄的,当时是为应付一个征文,报上去就算完成任务了,千万别编入书里。编《文荟北京——北京市群众文学创作优秀成果选(2018)》时,从一部获得重要奖项的散文集中选出的一篇散文,几乎全篇都是抄袭的。作家中印象最深的是叶蔚林、余杰、郭敬明、于正,被指有的作品抄袭或剽窃,业余作者的抄袭多为原文原句抄袭,作家的抄袭没那么低级,多为情节构思抄袭或是语句的化用。学界也有学术不端的,翟天临因此暴得大名,尽人皆知。如果是在论文中直接引用、间接引用别人的文章或观点,都应加注释表明出处,否则是不能原谅的学风问题。我的文学作品和论文也曾被人抄袭发表,甚至在知网可以查到抄袭者抄袭我的论文,而有的学界学者又引用了抄袭者的论文,如果不看我的专著,真不知道这些语句或段落是出自我的论文,时间长了,还真不好区分谁抄谁的了。遇到这种情况,我基本是想方设法与发表报刊或评奖单位以及作者取得联系,确认抄袭行为。当然,有的也联系不上,只好作罢。
二是要掌握写作基本功,简称“功法”。这是本领问题。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杜甫《偶题》:“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文学作品讲究创造典型和意境,典型基本上是西方文论创立的一个概念,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观把人类的典型理论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文学典型是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是叙事文学的至高的美学追求,是人物塑造达到艺术至境的标志。对于文学作品中的情与景,意与境,讲究“情景交融”(指诗文局部或整体),“意与境浑”(指诗文整体)。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说:“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故前者客观的,后者主观的也;前者知识的,后者感情的也。”在《人间词乙稿序》中提出“意与境浑”:“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境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意包括作者的情以及作品的立意。诗词创作中讲究“炼字、炼句、炼意”,“炼句不如炼字,炼字不如炼意”。诗贵意境,要做到“语意双工”。
从整体上来讲,文学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提升是写作中需要格外注重的。姚一苇在《艺术的奥秘》一书中说:“一部作品之所以伟大是由于它所表露的思想或哲学为伟大。” 这首先与作者的生活基础、人生阅历、文化素养、认识能力、精神境界、艺术技巧有关,黑格尔说:“一个艺术家的地位愈高,他也就愈深刻地表现出心情和灵魂的深度,而这种心情和灵魂的深度却不是一望可知的,而是要靠艺术家浸沉到外在和内在世界里去深入探索,才能认识到。” 其次是与文学和文艺的评价标准相互关联。关于文艺作品的文学价值标准和批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美学和历史的观点”包含了全面评价作家作品的逻辑起点。在恩格斯之前,黑格尔提出过“历史的和美学的观点”,别林斯基提到过“美学的历史的批评”。但是黑格尔的“历史的和美学的观点”在根本上带有唯心主义性质,别林斯基的“历史的批评”也还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水平。只有恩格斯提出的“美学和史学的观点”才具有科学性。恩格斯在1846年至1847年所写的《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 在《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恩格斯再一次指出:“您看,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以非常高的亦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 。毛泽东提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习近平提出“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 。
从生活、思想、艺术技巧这三方面看,业余作者在生活上是有优势的,但在思想和艺术技巧方面还需要学习提高。对于业余作者,基本上对文学专业没进行过系统的学习,文学知识和创作水平有限,阅历、职业、文化修养等参差不齐,创作目的也大致分为文学爱好和创作追求两种,前者一般自称是“玩儿”,后者一般是为了寻求出路或是出于自我实现的需要。不管作者自身是哪种情况,缺少必要的文学知识储备而空谈创作技巧,空谈感受力、想象力、创造力,空谈创作方法、风格和流派,都显飘渺,还是应该找到优势和不足,找到发展途径,下些实实在在的笨功夫。首先都应该读一下中外文学史教材,知道有哪些名著,并尽量多地读一下名著。其次是读一下文学概论、文学理论类的教材,掌握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再次是掌握现代汉语和语法修辞知识,以保证创作中的文通字顺。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如果再进一步,还应该看一下美学、艺术学、哲学、历史、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的有关书籍,这些知识储备对创作来说是大有裨益的。
三是要遵守写作规范,简称“严谨”。在写作中,字、词、句、标点符号不要出错是最基本的文字规范,但在这些方面出错是最常见的。比如“的、地、得”用错,增字、减字、错别字,标点符号用错,句法不对,方言土语用字错误。意思错误,是不常见的,但却是最重要的。造成这样的错误有的是知识储备不足,比如有作者写道:“人面狮身的法老”,狮身人面像的研究还在继续,是不是法老还没有定论。有的是采访和写作不专业、不严谨,没有进行细致的核实而出现错误。业余作者可以把文学写作这件事当成与钓鱼、健身、唱歌、跳舞一样的“玩儿”,就是娱乐,但任何行当都有规范,否则就是瞎胡闹。写作也是一样,是严谨、专业的事,写作时要按规矩办事,不能玩儿。其实,文字基础不管对业余作者还是对专业作者或文字工作者,都是一项重要的基本功。有的文化大家或著名学者主编的书中也会有疏漏,而且不是一般人轻易能察觉到那种一般的常见的文字错误。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岱年、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金元浦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这两本书中,以及某位市级领导发表在《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中,都将《文选》中束皙《补亡诗》写成了《补之诗》, 想必是撰稿人当时还是用稿纸手写书稿,“亡”与“之”在手写中极易混同,出版社文字排版时弄混了,此后多次再版,无人察觉。还有一例,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写道:“就中国艺术方面——这中国文化史上最中心最有世界贡献的一方面——研寻其意境的特构,以窥探中国心灵的幽情壮采,是民族文化底自省工作。” 而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蒋孔阳、朱立元主编《美学原理》中写道:“宗白华先生指出:意境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中心最有世界贡献的一方面。’”将宗白华对“中国艺术”的定性说成是对“意境”的定性,偷换了概念,造成“误读”,而且连最后的标点也标错了。在北大上课时,李小凡老师的《语法修辞》、苏培成老师的《汉语规范化》都是要讲一个学期的,张双棣老师的《古代汉语》则要讲一个学年,而且老师们对我们的作业认真批改。这些是舞文弄墨的功底。
笔者在编刊、编书时,面对的大多是业余作者,个别作者的稿件基本没有文字错误,但大多数作者的稿件在标点符号、字词等方面错误较多,有的还是创作水平很高的作者,我和这些作者说,自己写完文章自己先要多读几遍,从自己手中出手的文章不许有任何错误,除非自己确实不知道,有知识盲区,这是对编辑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就像我们外出,不能披头散发就出门吧?干干净净地示人是最起码的要求。
对于文学评论等学术论文写作,必须要遵守学术写作规范,尤其是引文的标注要规范,要做到“凡引必注”,标注要按国家标准执行。有的刊物规定了该刊的稿件格式,作者投稿要遵照执行。当然有的引文出处是很难找到的,有的是国外著作,没有引进到国内。笔者在论文写作中就遇到过这样难解的问题,众里寻他千百度,望穿秋水而不见,只能在书中留下遗憾。在这里也把这几个问题列出来,求教于方家:
爱因斯坦说过:“人的差异在于业余时间,业余时间生产着人才,也生产着懒汉、酒鬼、牌迷、赌徒。由此不仅使工作业绩有别,也区分出高低优劣的人生境界。”
高尔基曾说过:“爱孩子是老母鸡都会做的事情,可是要善于教育他们,这是国家的一桩大事了,需要才能和全部的生活知识。”
法国作家路易•阿拉贡的著作《群众文化或不被接受的题目》。在沈志明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阿拉贡研究》一书后附的作品目录里也没有列出。在国家图书馆没有找到,托人找法国大使馆的文化中心、找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法国文学的专家也没有下落。
三、写完了怎样?——平常心
写完了怎样,这涉及到作者的创作心态,回答的是为什么写,群众创作大多是没有接受文学专业的系统教育,出于业余爱好,不是以此为职业,也无法以此为职业。
业余创作基本是在业余时间,花费在创作上的时间和精力有限,真正有天赋的作者不占多数,虽然历史上国内外也有极具天赋的创作者在工作之余创作,成为著名作家,但这些人要有超常的能力和毅力,或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比如奥地利作家卡夫卡,法学博士,在工伤保险公司任职,生前为生活奔波劳碌,一边从事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写作,连自己都对自己的创作没有自信,去世后,其作品成为西方现代小说经典。中国的残雪、史铁生、顾城、舒婷等,也都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以及努力和天赋,最初在以其他职业谋生的同时坚持创作,后来成为著名作家、诗人。
可是,对于多数人来说,是术业有专攻,还是不要拿自己的爱好挑战别人的饭碗。这就需要一颗平常心,实事求是地认识自己,对待自己的作品,对待创作之后的参赛结果、发表与否以及出版事宜等一切身外之事。
有些作者急功近利,出于热爱,也比较努力,目标定得不切实际,如有位业余作者,创作目标是一年写100篇散文,我劝他,多练笔是可以的,但要写出有质量的文章,一年写10篇就不错了,如果能传世,有一篇就不错了。因此说,业余作者对待创作应有一颗平常心,写完之后,更要有一颗平常心。有的作者对自己的创作非常满意,一稿多投,这是不允许的。此外,业余作者的文章发表后,要将发表稿与底稿认真核对,改正底稿中的文字错误,保留改正后的电子版,以便以后有机会参赛、出书时使用。
总之,写作作为一种活动,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生产的创造性过程;作为一种能力,是一个人的综合素质的展示,需要人文素质的培养,需要深厚的生活基础、进步的世界观和基本的艺术技巧。写作主体在创作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写作主体写作能力的高低体现着一个人智能的强弱,决定着作品质量的高低。
以上是针对业余文学爱好者和业余文学写作者,结合本人在文学辅导、文学编辑工作以及文学创作中的一些体会,谈了关于写作和读书的几点思考,和大家交流,希望能对业余作者们有所帮助。
在写作和读书之外,与写作和读书关系最为密切的,还有一点,就是关注社会人生,这一点是作家和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体现,而且是化作日常生活之中的,会对我们的写作和阅读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作为本文的收尾,也作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写在这里,算是最为着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