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朱铁志老师

杜染

        2016年6月25日，著名杂文家，曾任《求是》杂志副总编、编审，北京市杂文学会常务副会长的朱铁志老师不幸辞世。我是在6月29日组织召开散文创作研讨会时，从《北京日报》高级编辑、副刊部原主任李培禹老师那里得到的这个令人悲痛的讯息，大家表示极大震惊和沉痛哀悼。李老师说，6月16日他还应邀参加了由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北京市杂文学会和《检查日报》社联合举办的杂文创作研讨会。

        朱老师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著有杂文集《固守家园》、《自己的嫁衣》、《思想的芦苇》、《被亵渎的善良》、《精神的归宿》、《浮世杂绘——小人物系列杂文》、《你以为你是谁》、《克隆魂》、《理性的黄昏》、《拯救自我》和散文《俺也承个诺》等，主编《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20世纪中国幽默杂文》、《中国杂文大观》、《中国当代文化书系》、《真话的空间》等，选编1998-2002年年度《中国最佳杂文》等。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新闻奖、中国报纸副刊年度金奖等多项文学奖项，兼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据汪金友先生文章介绍，在单位里，朱老师是最早上班、最晚下班的人之一，他为单位写了40多万字的报告、讲话、文件和简报，有时累得昏倒在办公室里。脚踏实地是他的品质，一丝不苟是他的性格，精益求精是他的追求，笔下生辉是他的才华。

        朱老师被文坛誉称为“当代中国杂文界的中坚力量、中青年杂文作者的领军人物”。作为知识分子，他说：“作为知识分子，最可怕的是缺乏独立人格、独到见解、独特表达。”朱老师主张杂文应该成为文明之文、文化之文、文学之文、文雅之文。

        我和朱老师的交往源于2008年初成立东城作家协会之时。朱老师被聘为东城理事，我被聘为副秘书长，负责协会日常的组织联络及编辑工作，为理事会和会员们服务。由于我本人当时就在东城工作，所以在与作家们联系时总是充满感激，感谢大家在自己的工作之余，为我们东城来作贡献。和朱老师一般是利用手机和邮箱联系，主要是在开理事会和刊物、图书编辑时联系，有时也汇报一下我从事的工作和创作、学习情况。朱老师尽管工作繁忙，但对东城作协的工作全力支持。记得2012年我在编《文学东城——北京市东城作家协会作品选（2010-2012）》时，朱老师赐作《布赖尔的孩子和卡梅伦的猫》，在编辑2014年《古韵新姿的颂歌——东城故事丛书》时，朱老师赐作《马儿呀，你慢些走》。我在编东城文联刊物《东城文苑》时，也会向朱老师约稿，他通常会发我两三篇，让我选用与本刊风格相适的一篇。朱老师是杂文大家，他的杂文和杂文集在网上、在图书馆很容易找到，读者们可以找来阅读。

        记得朱老师在北大哲学系百年系庆上的致辞中说道：“所有的喧哗与骚动，都不能动摇我们奋力向前的姿态；所有的毁誉和成败，都不能左右我们清洁的精神。”我也曾在北大求学，朱老师是我的学长，有时我请他为我负责的全市文学干部培训班授课，有时向他推介我们这个行业，希望群众文化这个在中国已经积累了深厚经验的领域，能够得到学界的关注和研究，帮助其上升到理论，在学科建设上推进一步。

        我在北京群众艺术馆负责文学干部培训班时，会邀请在北京市和中央单位任职的文学名家对全市文学干部传经送宝，进行继续教育。2015年9月10日，我在举办文学培训班之前，通过邮件邀请朱老师：“我单位部门调整刚结束，我申请由理论调研部调换到创作辅导部，从事群众文学业务。原来主要是编辑资料，现在从事一块儿业务，对我来说是比较对口，业务上依旧还包括群众文化理论研究。当前我正负责一项全市文化馆系统文学业务干部培训班，正在写方案，计划11月3-6日在朝阳宾馆举行，想邀请您讲杂文创作，半天，不知您是否有时间，特向您请示。”朱老师第二天晚上11点多回复：“谢谢杜染信任。你所说的时间正是我负责杂志终审的时间，可能难以脱身旁顾，请谅解。朱铁志”。我知道朱老师在《求是》杂志副总编这一重要岗位上担负的责任重大，就回复说：“那就以后有培训时再邀请您。”

        群众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群众文化理论十分薄弱，朱老师对我的群众文化学研究也表示肯定，认为群众文化需要好好研究。在我考研遇到问题时，朱老师也曾给予关心，鼓励我继续攀登。我也曾就社会现象和人生慨叹向朱老师讨教，他都一一回应，耐心指导。

        也许是一种缘分吧，1964-1965年曾在我老家通州堰上村的“四清”工作组组长张道一、组员苏双碧都是北大毕业，而苏双碧1988年到《求是》杂志任副总编辑、编审。《求是》杂志即原《红旗》杂志，曾给我很大鼓励的柯蓝先生1979年开始任《红旗》杂志文艺部负责人直到离休。朱老师1982年毕业后任《红旗》杂志年编辑。这种缘分对我来说是一种文化缘分，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指引吧，激励着我向老师们学习，用党员的奋斗精神，在文化工作上有所作为。

        朱老师喜欢听古典音乐，收藏的几百张古典音乐CD在他上下班开车途中已反复听过多次，他在无限崇高美好的氛围中与伟大灵魂对话。作为一名针砭时弊的正直的杂文家，他的精神世界的高迈，正像他在遗作中写道的：

        如果我死，决不希望别人为我写什么生平事迹之类的东西。我的生平早已用我的行动写在我生命轨迹上，用我的文字写在我的作品里。“荣”不因外在材料而多一分，“辱”不因外在评价而少一毫。乞求高评价，说明缺乏底气，没有自知之明，无异于自取其辱；假作谦虚状，显得故作姿态、装模作样，也不免贻笑大方。如果在为被确认是一个“什么工作者”，而不是“什么家”而烦恼，那就更加不堪，更加滑稽可笑，更加叫人不齿。

        朱老师在6月16日杂文创作研讨会上的发言，应该是他关于杂文创作的最后留言：“要把党性与人民性有机统一”，“写杂文好比建筑工人高空作业，要注意安全，不能从脚手架上掉下来”。用犀利的杂文揭露阴暗、鞭笞丑恶，为社会铲除毒瘤，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或曰牺牲精神，捍卫的是党和人民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杂文家是人民的代言人，是社会的勇士。我想，身居庙堂之上的朱老师就是这样的人。

        怀念朱老师，往事已刻入记忆深处，在研读朱老师的著作中继续受教、继续获取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