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2023年群众文化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文化现代性建构论》研讨会综述
2025-03-29 17:3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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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

——2023年群众文化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暨《文化现代性建构论》研讨会综述

2023年12月24日下午,由文化学研究微信公众平台、立学书院主办,蒙古国立文化艺术大学、蒙古国研究大学、蒙古国“一带一路”国际发展研究院学术支持的2023年群众文化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文化现代性建构论》研讨会以线上视频的形式召开,来自中蒙俄日四国的专家学者40余人线上或以书面发言形式出席研讨会。北京市文化馆研究馆员,蒙古国“一带一路”国际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蒙古国研究大学文化学博士研究生杜染作研讨会学术主持。

本届研讨会是第二届群众文化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杜染首先介绍了出席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并回顾了2022年创办的群研会情况。群研会创办于2022年10月,性质是专业性国际性学术研讨活动。宗旨是立足群文、学术发展、理论创新。总的主题是群众文化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今年的主题是群众文化学理论暨《文化现代性建构论》阐释。他还介绍了《文化现代性建构论》六卷本出版情况,提到打开这套书的钥匙包括四句话:第一句是作为人的本质存在方式的实践与文化所具有的内在的同构性。第二句是马克思指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第三、第四句是伊格尔顿指出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个美学事物”。“人类存在最后的审美化——我们称之为共产主义。”并指出“群众文化领域是出经典的地方”。群众文化历来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关注和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开创的群众文化事业一直沿着社会主义文化方向前进,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充分肯定中国开展的群众文化工作,并请中国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撰写介绍中国群众文化的文章。他们承认,真正开展群众文化工作的,只有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蒙古国“一带一路”国际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刘亚丛代表学术支持单位在致辞中祝贺杜染新著出版和研讨会的召开,指出群众文化学是文化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在中国具有深厚的实践和理论基础,但在学科建设上,文化学、群众文化学还未成为高等教育的正式学科。蒙古国高校建立了文化学专业,对中国的群众文化学理论非常重视,并引入到硕博培养的课程之中,逐渐成为硕博教育的一个研究方向。在文化学和群众文化学学科建设上,杜染博士的学术新著《文化现代性建构论》六卷本是蒙古国“一带一路”国际发展研究院研究生教学用书,杜染是群众文化学的研究者,也是该研究领域重要的开拓者和国际传播者。杜染这部新著对中国的文化学乃至国际上的文化学的学科建设,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段宝林在致辞中对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在研讨会中对社会主义文化和艺术理论展开深入研讨。作为杜染的中方导师之一,对杜染出版六卷本表示了祝贺和鼓励,指出:“杜染要用全球化的视野和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的思想去建构群众文化学。这是一个全新的事业,充满了开拓性、探索性、建构性。”

蒙古国研究大学校长、教授策·哲格玛,日本神奈川大学国际日本学部历史民俗学科教授、神奈川大学大学院历史民俗资料学研究科委员长、博士课程指导教授周星,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颐武,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修建,原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院长姚涵,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智锋,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特聘首席教授方李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第二届副理事长兼中方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九届副主席苑利,《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高级编辑刘玉琴,《光明日报》文荟副刊原主编、高级编辑韩小蕙,《中国文化报》理论部主任高昌,《北京日报》高级记者路艳霞,北京市职工文学艺术促进会副会长宋艾君,北京市文艺学会会长、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黄仲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文艺理论与批评》主编、副研究员鲁太光,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刘永明,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主编孙晓霞,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杂志社副主编、研究员张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北方室主任、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毛巧晖,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悦笛,中国传媒大学科学研究处处长、研究员周建新,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科研处原处长苏峰,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慧瑜,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对外汉语系主任宣炳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祝鹏程,河北大学艺术学院讲师张新科,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青年教师孟俊峰,莫斯科大学哲学博士、Aesthetica Universalis (Всеобщая эстетика)期刊编辑刘学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艺术学博士王佳慧等学界、文化界学者专家以及群众文化界专家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顾问、北京市政府文化顾问冯守仁,北京大学教授、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文化馆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文化馆》常务副主编李国新,中国文化馆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群众文化学会常务理事、二级研究馆员戴珩,中国文化馆协会副理事长、文化馆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中国文化馆》副主编王全吉,原北京群众艺术馆馆长、研究馆员贾乃鼎,陕西省文化馆副馆长、研究馆员王茵,四川省成都市文化馆艺研部原主任、中国群文化学会原理事、四川省群众文化学会原常务理事、成都市群众文化学会原副会长、研究馆员郑时雍,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馆调研部原主任、研究馆员武俊平,上海市群众艺术馆调研部主任、研究馆员魏琪,吉林省文化馆调研部原主任、研究馆员肖英奎,贵州省文化馆调研部主任、研究馆员陆吉星,湖北省群众艺术馆副研究馆员李协萍,北京市东城区文化馆研究馆员杨建业,北京市通州区文化馆副研究馆员郑建山等对研讨会给予支持,在会上研讨或书面发言、致贺、评论。

在研讨会学术总结发言中,蒙古国“一带一路”国际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刘亚丛认为:今天的研讨会效率非常高,来自四个国家的专家学者一起鼓起了文化学学科建构的信心。杜染的学术成果《文化现代性建构论》十分可贵,杜染研究的文化学及群众文化学是中国在文化研究上对国际的贡献,今天的国际合作会议为文化学及群众文化学学科的诞生掀开了新的历史一页。今天的研讨会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层次高,研讨的是已经出版成形的文化理论;二是规模大,专家学者老中青三代同堂,队伍比去年壮大了;三是角度新,学界大咖云集,业界专家荟萃,共同为学科诞生摇旗呐喊;四是向大家表决心,我们会一直支持文化学的学科建设,并通过期刊《社会科学研究》(杜染是文化学栏目主持人)与国际学界力量一起同心协力,把文化学推向新的境界。

最后,杜染再次感谢各位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感谢学界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术支持!希望今后的群研会继续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鼎力支持,促进群众文化学的学术发展和理论创新。并向大家汇报明年的群研会计划以博士论坛的形式召开,邀请对群众文化学有深入研究的国内外博士进行研究成果分享,从更高的学术层面推进群众文化学学科建设。

附:专家学者发言、贺词、评语

一、理论界、文化界、文艺界、新闻界学者专家

蒙古国“一带一路”国际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刘亚丛:

杜染博士是目前中蒙合作培养博士中的佼佼者,也是非常具有学术思想、学术建树、学术勇气和学术担当的一个学者。本身已经是正高了,还是孜孜以求,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学历,其实他的能力和水平,指导博士生都没问题了,但还要攻读博士学位,弥补一下自己学术学习过程当中的一种遗憾,我对这种精神非常钦佩。

文化现代性建构论思考的是基础性的理论、根本性的命题,在学术研究上这个思路方法非常正确。找原命题,找原点,找基础,找原发性的东西,杜染提出文化建构、文化建构主义,从这个角度对文化理论进行挖掘,提出文化民主化作为他的学术思想中的总命题,我觉得非常有创新意义,也抓住了根本,从民主化之中倡导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符合人性、符合人类发展的规律。从构建的角度看,他是构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存在方式、一种实践方式。

杜染的研究定位于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建构,属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因此是一个世界性的研究领域。《文化现代性建构论》是一个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文化现代性建构论”这一独创性的文化理论。文化现代性建构论以“文化民主化”为总命题,以“作为人的本质存在方式的实践与文化所具有的内在的同构性”为立论基础和研究起点,具有很高的哲学概括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命题、概念和范畴,如立学、文化建构主义、文化即建构等,力图在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中建构文化现代性,建立“文化—政治—审美”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文化建构的新形式。这些研究非常有意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学理论,具有开拓性、国际性。

从学术交流上来讲,这个著作作为蒙古国文化学硕士博士的教科书,就有了国际传播作用。虽然中国在文化学学科建设上相对滞后一点,但杜染的这个理论并不落后,代表着中国在这方面的学术前沿水平,也得到了蒙古国专家教授们的认可,走进了蒙古国的大学,成为教科书系列,这是难能可贵的。蒙古国“一带一路”国际发展研究院2019年启动百名博导行动计划,聘请中国211、985双一流高校近300名博导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教授团队,和蒙古国的教育团队共同来培养硕士和高端的博士,杜染就是这种联合培养的一个非常好的成果。

研究院与六所公立高校蒙古国国立大学、国立科技大学、国立教育大学、国立文化艺术大学、国立生命科学大学、国立医科大学,以及蒙古国研究大学等形成了卓有成效的高端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端人才。特别是我们又创办了一本国际期刊,杜染在这个期刊里面负责文化学栏目建设,通过整合中蒙两国高端的一流的学术资源,建设高端的一流的学科,为中蒙乃至国际学术交流作贡献。

我相信杜染这个著作虽说是读博期间的一个成果,但这个成果要远远超过读博士的作用,在中蒙文化交流上,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传播上,在学科建设上,以及国际学术交流上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和更深远的影响。

蒙古国研究大学校长、教授 策·哲格玛:

我很赞赏这部学术巨著。杜染以文化现代性构建作为主题思想,提出具有独创性的文化理论,拓展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研究领域,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有价值的文化理论。

文化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具有崇高的地位。文化学在蒙古国以及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是高等教育的一门重要学科,蒙古国学术界在文化学理论上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杜染作为中国学者提出“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构建”可以说是文化学理论研究的贡献,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对蒙古国研究文化学理论及文化学学科建设也是一个重要参照。

日本神奈川大学国际日本学部历史民俗学科教授,神奈川大学大学院历史民俗资料学研究科委员长、博士课程指导教授周星:

杜染勤于学习和写作,他努力思考群众文化工作的意义,依托马克思主义有关人与文化的学说,积极地参鉴和汲取国内外“文化研究”领域的诸多理论,同时也是基于他自己多年的群众文化工作实践,试图创立中国“群众文化学”的理论体系。杜染致力于从中国特色的“群众文化”中发现和发掘其“现代性”的价值,他对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建构主义论述,令我印象深刻。我认为,杜染所达成的对于“文化建构主义”的认知,在很多地方,其实也和民俗学、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社会学的“文化研究”以及文化政治学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所揭示的“文化”得以生成、存续、动态变迁和再生产的机制,基本上是殊途而同归的。

杜染从“群众文化学”的立场出发,强调“群众文化的现代化”方向,指出现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其实也就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这对我们也是很有启示的观点。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颐武:

会议主题非常重要,也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对这一领域的未来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段宝林:

杜染要用全球的视野和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的思想去建构群众文化学。这是一个全新的事业,充满了开拓性、探索性、建构性。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修建:

杜染有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文化现代性建构论》闪现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光芒,他的研究属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范畴,注重文化的社会性、整体性和动态性,强调文化与社会各领域的关联。他将作为人的本质存在方式的实践与文化所具有的内在的同构性作为立论基础和研究起点。他的研究定位于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认为社会主义现代性展现的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体现的是文化民主化,最终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

原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院长姚涵:

群众文化事业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众文化学基础理论的匮乏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杜染的六卷本破解了这个理论难题,为群众文化学理论开辟了新境界。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智锋:

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群众文化的现代化,离不开新的文化理论的指导。杜染的文化理论专著《文化现代性建构论》是新时代文化研究的新成果,期待此书对于推进中国特色文化建设产生应有的作用与影响。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特聘首席教授方李莉:

群众文化的现代性理论建构是一个大命题,杜染先生围绕这一命题出版了皇皇的六本专著,可谓是下功夫颇深,成就巨大。可贺!可喜!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第二届副理事长兼中方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九届副主席苑利:

杜染先生在中国群众文化研究上功劳卓著,从理论上填补了群众文化工作的空白,对于全国的群众文化工作来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光明日报》文荟副刊原主编、高级编辑韩小蕙:

杜染多年来孜孜矻矻,埋头苦干,一门心思致力于群众文化研究——这是一个冷门课题,费心费力费时,而且不被重视,没有什么“经济效益”,所以没有什么人愿意在这里呕心沥血;这亦是一个开创性课题,没有资料积累,没有延袭思路,没有落笔框架,必须从挖掘和夯实地基开始,所以没有什么人愿意在这里荜路蓝缕。而杜染从年轻时代即投身于此,以精卫填海的决绝,与枯灯为伴,坐穿冷板凳,一字字、一句句,不惜春去冬来,不惜青丝染雪,不惜熬干自己,终至于捧出这皇皇六大卷,高者出苍天!

祝贺杜染著作的出版!

祝贺研讨会的召开!

祝贺我国从此有了群众文化研究的系统性著作!

《中国文化报》理论部主任高昌:

《文化现代性建构论》这样一套专业性、实践性、指导性都很强的学术著作出版,是一个可喜的理论收获。我参加工作初期,也曾经在基层文化馆工作,所以对杜染先生这套厚重的“学术大厦”中的《群众文化学》《群众艺术学》和《文化馆学》,更是格外亲切和钦佩。基层群众文化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是以基层群众为参与主体的,涉及面非常广泛,也特别琐碎,所以需要从业者秉持一种特别的奉献情怀,而群文理论研究的工作者则更加需要一种坐冷板凳的精神。杜染先生的研究有宽广的学术视野,有精深的文化底蕴,同时更具有一种可贵的实践热情。他熟悉群众文化工作的内容和形式,他的著作接地气,下苦功,与时俱进,尤其是在体系建设、队伍发展、品牌实力和惠民创新等方面都进行了大胆而又充满新意的现代性探索,取得了成熟而又鲜活的学术收获,彰显了扎实、务实、踏实的学术特色和理论亮点。

杜染和他的《文化现代性建构论》,其实也是群众文化界的一个学术品牌。祝贺这套书的出版,祝贺研讨会圆满成功。

北京市职工文学艺术促进会副会长宋艾君:

杜染先生的研究成果,突出了文化的现代性与构建,强调了群众文化的社会基础和时代内涵,这或是新时代文化所需要的。而文化的现代性就是以习近平新时代文化思想为指导,去研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时代意义,这是杜染在大作里所凸现的。

文化是一个民族血脉,文化只有“以我为主”,在传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更好融入时代、融入社会、融入人民群众中,才能补充和丰富新鲜血液,让我们的文化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增强人民大众对中国文化的自信。

祝贺杜染先生为新时代文化研究开辟了一些新的思路和着眼点!

北京市文艺学会会长、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黄仲山:

文化现代性的建构问题是当下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话题,也是世界各国面对本民族文化发展时所必然面对的问题,建构文化现代性不仅可以推动社会文化的进步和发展,还可以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这场研讨会以文化现代性建构论为主题,非常有意义,不同国家的学者结合自身视角进行阐释解读并进行交流,可以获得很多有益的启示。

杜染博士的这六本著作,代表了他多年的研究成果,涉及文化建设的各个层次和领域,融合了文化理论和群众文化实践两方面,有对文化现代性建构理论的深入理解,有对北京民间文艺的精细分析,有对文化馆学、群众文化学的专业研究,有对文化美学的阐释。这六本书连缀在一起,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群众性的公共文化现代性建构的研究,不仅拓展了群众文化领域理论研究的视野,而且能够为文化建设实践提供启示,这在当下是非常有意义的。希望这套书能够在社会上形成持续的影响力,充分实现其应有的价值。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文艺理论与批评》主编、副研究员鲁太光:

杜染长期从事群众文化业务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成效明显。杜染把职业变为志业,潜心群众文化学、艺术学等领域的研究,研究与工作互促共进,更是收获多多。其“文化现代性建构论”丛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以现代性为关键词,在与相关领域的互动中探究公共文化理论体系建设问题,对群众文化管理、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主编孙晓霞:

群众艺术多姿多彩,参与者众多,有着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但在中国艺术学的学科体系中,群众艺术学目前尚无一席之地。杜染老师勤于开拓,投身于基础研究和体系建构,《群众艺术学》《群众文化学》《文化馆学》等著作,为群众艺术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构文化现代性理论,体现出了自己独到的学术思考。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杂志社副主编、研究员张颖:

在一个民主平等的时代里,群众文化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关注,群众文化学理应成为众学科中最璀璨的明珠。杜染老师的皇皇巨著为我们坚守群众本位、坚定文化方向提供了榜样。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北方室主任、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毛巧晖:

群众文化研究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新形态建构的重要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悦笛:

群众文化学既要回归群众、回归生活,同时又要进行现代性转化!

中国传媒大学科学研究处处长、研究员周建新:

文化现代性建构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主题,它涉及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对现代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以及多元文化的共存与发展等多个方面。在全国上下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背景下,对这个领域进行富有广度、深度和力度的开掘。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学理内涵和时代价值。

《文化现代性建构论》系列学术专著合计六卷,用158万字的深度和厚度,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为逻辑起点,结合丰富的国内外学术文献,在现代化实践的基础上建构社会主义现代性,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结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的重要成果。希望研究成果深刻领悟、吸收、运用好习近平文化思想,牢牢结合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发出中国学术之声。

作者杜染老师既是我交往多年的老朋友,也是不断指导我、启发我学术发展的前辈,还是一位让人敬佩的大孝子。他长期致力于文化艺术研究,尤其是群众文化、群众艺术、文化馆学、北京地域文化、北京民间文艺研究等领域,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独特性”与“创新性”“标识性”的研究成果,《文化现代性建构论》六卷本不仅是学术专著,还是教学用书,将对于“文化现代性”研究的价值提升以及相关研究领域的学科体系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推动和影响意义,非常值得我们进行更加深入的研读和讨论,热烈祝贺系列专著的出版,祝贺杜染老师!

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科研处原处长苏峰:

杜染的《文化现代性建构论》是其著作《群众文化的现代化》的新探索及理论升华,是当下群众文化理论研究锐意创新的力作。

作者立足新时代群众文化发展的现实潮流趋势,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指导,用全球化的视角,试图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群众文化理论体系。

作者系统梳理了我国群众文化发展及理论研究的历程,揭示出群众文化的实质即是文化民主,并以此为基础,以文化建构、文化民主和社会主义为主题词,从建构性视角考察群众文化,探讨文化民主问题,构成立学理论及群众文化和专业文化的理论研究框架。

当前,我国的群众文化发展浪潮云涌,轰轰烈烈,而与之相应的理论研究却长期滞后,日渐式微。作者长期从事群众文化工作及群众文化理论研究,长年坚守群众文化并对之进行观察及研究,是我国群众文化工作者中不可多得的理论人才。他在长期的研究中形成了丰厚的成果,《文化现代性建构论》这些成果的集中体现,是群众文化发展与理论研究相悖现象中的一朵奇葩,期待这一著作的出版能够引发更多的理论研究者关注群众文化的发展,形成更多的理论成果,促进群众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慧瑜:

杜染教授的六卷本《文化现代性建构论》以群众文化学、文化研究和文化学研究为理论基础,原创性地把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民主实践中的经验总结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代性,把群众文化、民间文艺、文化馆学、文化美学等文艺理论和文化实践范畴抽象为文化现代性的不同建构层面,既在现代性的普遍话语中构建实践美学、文化美学和政治美学的统一性,又从全球化的视野中探究文化民主化的实践可能性,代表着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学者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觉,有助于形成基于中国现代性经验的中国理论建设。

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对外汉语系副主任宣炳善:

杜染老师的群众文化学系列著作,是现代性的民主精神在现代中国的理论探讨与文化实践,传承了二十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传统,体现了对人民群众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的尊重,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集中体现。

杜老师的文化建构主义,言之成理,著书立说,自成一派。

再次向杜老师致敬。祝贺线上会议讨论成功,杜老师六大部系列著作,积群众文化学学科建设大功德,功德无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祝鹏程:

杜染先生长期从事群众文化学研究领域研究,孜孜不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理论贡献方面,他将人民群众置于文化创造和传承的主体地位,为丰富和发展文化学理论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他还强调了群众文化的集体性和互动性,揭示了文化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有助于深化对文化现象的理解。

在实践价值方面,他的群众文化学理论对于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鼓励和引导群众参与文化建设,能够促进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形成,推动社会和谐与进步。同时,他的思考也为政府和社会组织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有助于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河北大学艺术学院讲师,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博士张新科:

首先,祝贺杜染老师的六卷本著作《文化现代性建构论》出版!杜染老师作为北京市文化馆的一名研究馆员,在繁琐的工作之余,不但顺利申请到蒙古国蒙古研究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而且还出版了这套150余万字的著作,这种孜孜以求、勤奋笃学的品格值得我们学习。通过浏览电子版的这六卷著作,我有以下两点体会:

一、建构宏大体系的雄心。当下,在学院教育中,硕博研究生选题都是要求“小题大做”,即选择很小的切入点进行深入挖掘,我个人认为,这种研究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当全国所有的硕博研究生都如此的时候——就成了问题——不但导致了现在只有“专才”、而无“通才”,进而难以形成“大家”的局面,而且还导致现在大多的人文社科青年学生只敢拾人牙慧,而缺少原创性观点、思想和理论,更不敢建构宏大理论体系,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曾讽刺了那种只研究蚂蟥脑子而对其他一切一无所知的行为。而杜染老师则敢于提出许多原创性观点,并且尝试建构自己的文化现代性的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这种勇敢和锐气值得青年学人学习。

二、关注广大群众的初心。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在文化馆工作的人员,杜染老师始终关注群众的文化需求,我想,应该正是这份初心,成为激励他不断追求群众文化、群众艺术、民间文艺等学术点的动力。我认为,对群众文化学、群众艺术学等的关注,在实践方面至少有这两方面的价值:一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美好生活”理应包含着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关注群众文化学、群众艺术学,有利于深入研究如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另一方面,当下已有学者指出,现存的大多数“中国艺术史”(图书)其实都是精英艺术史,缺乏对民间文艺的记录和书写,因此,如果要重写中国艺术史,那么中国民间艺术应成为重要的补充对象,而群众文化学、群众艺术学的研究也可以推动学界对民间文化、民间艺术的关注。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的讲话中强调了“文化主体性”这一重要命题。我认为,中国文化现代性建构的一个基本之维就是文化的主体性,而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中国文化不断追寻确立自我主体性的过程,而这主体性的确立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地位的坚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外国优秀文化的汲取”这三者的有机融合。

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青年教师孟俊峰:

作为第一个在博士论文中引用杜老师这一系列著作的青年学人。首先是恭喜,祝贺杜老师新作出版。然后是感谢,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读书时,每次课后和杜老师讨论都有很大收获,当然最深刻的是杜老师为人为学的精神,他的勤奋、简朴、执着、真诚、善良以及对学术的态度和取得的成果是现今绝大多数人做不到的。最后是感动,作为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杜老师完成日常工作外常年研究的群众文化理论,是学界关注较少的,这是一个冷板凳。这些成果背后的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杜老师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用系统的方法将群众文化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系统研究,这是开创性的。群众文化学理论这一系列成果的出版对全国群众文化工作的开展以及对群众文化理论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同时对目前学界关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及学科建设也大有裨益。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系列成果的出版在使我们全面了解我国群众文化工作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为今后全国群众文化系统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博士、Aesthetica Universalis (Всеобщая эстетика)编辑刘学振:

俄罗斯文化学研究现状与未来指向

——以杜染“一揽子”文化学著作为契机

尊敬的各位学者好!杜染老师好!

很荣幸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关于俄罗斯文化学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首先,祝贺杜染老师的“一揽子”文化学研究成果的完成,看到您的新书,我感到万分激动,这是您多年努力的成果,这套著作也将给我们带来更多文化学研究的新启示和新思考,向您表示最诚挚的敬意!

今天,文化交流越来越重要,中俄两国在这方面展现出强劲的活力和深入的合作。特别是,中俄两国高校和研究机构也正在文化学领域紧密探索、共同合作,诸如包括举办学术研讨会、联合研究项目、学术出版与文化交流实践等等,这些不仅丰富了学术界的研究范围,也让公众能够更近距离地感受到双方文化的独特魅力。另外,中俄文化学研究开始利用各种数字工具,比如电子档案和在线数据库,这不仅使研究工作更高效,也让更多人能够方便地访问这些丰富的文献资源。由此,文化学研究视野正变得越来越广泛,它不仅仅是关于历史、文学、文化、艺术,还和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政治学等领域紧密相关。

19世纪,索洛维约夫、丹尼列夫斯基、列昂季耶夫等哲学家和文化学家在文化学研究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从哲学、文化视角展开讨论,并着重包括对文化、宗教和哲学方面的分析与解释。20世纪50年代开始,文化研究成为一门正式科学范畴和学科,苏联时期设立了专门的研究所、学院、教研室等科学研究机构。这一时期的主要方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研究,他们从历史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角度来分析文化现象。苏联文化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如巴赫金、洛特曼影响最大。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化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受西方影响,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新的研究方向和范畴,如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等,代表学者诸如乌斯宾斯基、阿维林采夫等。

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由于多维因素,苏联美学趋于停滞而被称为“美学危机”,很多美学家转向文化学研究,间接促进俄罗斯的高等教育文化学的学科建设。近年来,俄罗斯联邦教育部签署了一系列文件,推动了“文化学”学科发展的标准化、科学化与专业化要求。俄罗斯文化学覆盖了广泛的领域,包括外语、历史、文化、艺术、政治、区域学等,旨在培养专业的文化研究人才。此外,俄罗斯的一些高校与科研机构,如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俄罗斯文化部、俄罗斯国家科学院等专业院校和政府下属机构,都在文化学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

俄罗斯文化学研究也显示了其独特性,当代俄罗斯文化学者们关注于探寻不同文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他们不仅强调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也在研究中明确了俄罗斯文化的身份和定位问题,并时刻关注文化全球化对俄罗斯文化主体样态的影响。俄罗斯文化学领域也不仅包括理论探讨,还涉及到实证研究和具体实践,如后文化问题、亚文化问题、青年文化问题等新领域。这些研究领域和趋势,展现了俄罗斯文化学科在当代的多元视角和活跃态势,反映出俄罗斯对其文化学科的重视,同时也为全球文化多样性的充盈和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相信,未来这方面的研究将会带来更多令人振奋的成果。

刘学振 于莫斯科

2023.12

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艺术学博士王佳慧:

当代俄罗斯文化学与艺术的发展状况与趋势

尊敬的各位学者好!

很荣幸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关于俄罗斯文化学与艺术的发展状况与趋势,这是一个非常广泛且深入的话题,涉及到多个领域和方面。诸如在文学领域,俄罗斯以其丰富的文学传统而闻名于世,自19世纪以来,有许多杰出的作家和诗人出现,如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近年来,一些新一代作家如扎道耶夫等也崭露头角。俄罗斯政府也一直致力于促进文化的发展和保护,通过各种政策和计划支持文化机构、艺术家和文化活动,以维护俄罗斯的民族文化多样性和独特性。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90年代,西方文化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经典著作开始大规模在俄罗斯翻译出版,源于苏联时期的奠基“文化学”概念在俄罗斯正式生成,通过文化学者们的努力,基于俄罗斯历史、语言学、民族学、区域学和传统文化,同时对传统习俗、历史文化、生活习惯和具体艺术领域的重建等,俄罗斯文化研究的“根基”得以形成。

俄罗斯文化研究的外来经验对于奠定俄罗斯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关于 20 世纪 70 年代,俄罗斯和世界文化学研究以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的洛特曼和乌斯宾斯基为代表。由此,俄罗斯文化研究占据了重要地位,俄罗斯文化学学派开始形成。

另一方面,俄罗斯在具体艺术领域的文化学研究也体现了其特殊视角,诸如在音乐领域,俄罗斯有丰富多样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特色,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流行音乐等。俄罗斯以伟大的作曲家如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斯特拉文斯基等闻名世界。这些作曲家的作品对全球音乐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绘画与雕塑领域,俄罗斯艺术家在绘画和雕塑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俄罗斯艺术运动如前卫艺术、构成主义和俄罗斯现代主义等对全球艺术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现代俄罗斯艺术家的作品多样化,涵盖了各种风格和流派。在电影工业领域,俄罗斯电影工业在苏联时期达到了巅峰,如塔可夫斯基的作品为俄罗斯电影树立了国际声誉。现代俄罗斯电影制作多样化,涵盖了各种题材和风格,备受关注。如今,俄罗斯电影工业正在经历重大变革和创新,除了传统的剧情片和艺术片外,俄罗斯的电影制片人还开始尝试新的题材和风格,包括纪录片、科幻片和动画片。此外,俄罗斯电影在国际舞台上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赞誉。在舞蹈与剧院文化传播领域,俄罗斯的舞蹈和剧院拥有悠久的传统和世界闻名的演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歌剧院和芭蕾舞团备受赞誉,例如著名的莫斯科国家大剧院和莫斯科玛林斯基剧院。

在文化科学发展的现阶段,俄罗斯文化学研究的许多概念和范畴尚未最终确定,还存在争议,这也意味着俄罗斯文化学研究的未来趋势和工作方向。当前,重新思考、重新评估并考虑现代世界和俄罗斯文化的趋势,以及将积累的材料系统化的任务正在凸显出来。所以,确定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联系的问题、文化综合科学建立和发展将是未来的重要趋势。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全球化的影响,俄罗斯文化学与艺术将继续保持创新和多样化,俄罗斯的艺术家和文化学者也将不断探索新的表达方式和媒介。俄罗斯的文化学传统和人文遗产也会继续为艺术创作提供新的灵感和基础。

二、群众文化业内专家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顾问、北京市政府文化顾问冯守仁:

努力与硕果

祝贺杜染《文化现代性构建论》系列丛书的出版。

杜染同志长期从事基层文化馆馆员工作,有着丰富的基层群众文化工作经验。后来,致力于群众文化理论研究,硕果累累。这一切,都和他的努力分不开。

群众文化活动是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悠久。但是,群众文化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产生发展起来的,群众文化理论书籍的编写出版,更是五十年代后期才出现的。远远落后于图书馆学。

长期从事群众文化工作,我深感理论指导的重要性。我退休后,在任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期间,在文化部的领导下,主持编写、出版了群众文化基层培训教材系列丛书。那是集合全国数位群众文化专家集体编写的,已感不易。现在,杜染同志独立完成了这六册群众文化系列丛书,更是不易。

我感谢杜染同志对群众文化理论建设的贡献,也希望他坚持不懈,继续努力,再获得新的成果。

冯守仁

2023年12月23日

中国文化馆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群众文化学会常务理事、二级研究馆员戴珩:

贺词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

大家好!

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中蒙俄日四国学者参加的2023年群众文化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文化现代性建构论》研讨会在线上召开,我谨表示热烈的祝贺!

杜染先生是中国群众文化界屈指可数的成就突出、有影响力的学者,他治学功底扎实,治学态度严谨,学术视野开阔。他的研究既承接过去,观照当下,又面向未来。《文化现代性建构论》是杜染先生潜心治学经年的成果结晶,也是中国群众文化理论研究的重要收获。《文化现代性建构论》研讨会的召开,必将对彰显杜染理论研究成果的价值,推动中国群众文化理论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提升中国群众文化理论研究的国际影响力起到重要作用。

祝2023年群众文化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文化现代性建构论》研讨会圆满成功!祝各位学者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中国文化馆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群众文化学会常务理事、二级研究馆员 戴珩 2023.12.24

原北京群众艺术馆馆长、研究馆员贾乃鼎:

我和杜染在一个单位工作多年,和他十分熟悉,以他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塌心研究理论的精神,出版这套理论专著,我并不感到意外,这是多年研究的必然结果。

杜染的这套著作,体现了群众文化的社会性、开放性。书中对国内外群众文化的历史文献进行了细致全面的梳理,不仅有群众文化理论的继承和积累,还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哲学基础,把中国的群众文化理论进行新的拓展,吸收国际上有关文化理论,与国际文化接轨,并走出国门进行国际传播,成为开放性的文化理论,这是中国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表现。

多年以来,群众文化研究基本是限于工作经验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十分匮乏。基础理论是根基,但重视不够。杜染的专著从理论上论述,从群众文化相关学科的具体上进行研究,具有理论高度,对我国的群众文化工作和研究具有示范、指引作用。

祝贺杜染六卷著作的出版,盼望着能在社会上产生更大作用。

研究馆员、四川省成都市文化馆艺研部原主任、中国群文化学会原理事、四川省群众文化学会原常务理事、成都市群众文化学会原副会长郑时雍:

一片冰心在玉壶

——评杜染六卷本理论著作

唐代诗人王昌龄有诗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可以叫做“初心不改”,执着、坚守,始终如一!

我和杜染结识较早,是为了群众文化理论建设!故交重逢,还是为了这件事——从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到沉稳、练达的中年人,他对中国群众文化事业的热爱,对群众文化的科学化、现代化、专业化建设,对群众文化理论体系建设的追求 ,真正是初心不改,不为浮云遮望眼,不为人云亦云所动,始终如一,几十年如一日专攻群众文化理论体系建设,正所谓“一片冰心在玉壶”!

一、目标高远:追求群众文化走向世界

进入新时代以来,杜染群众文化理论体系建设的一个鲜明取向,就是大声疾呼,让群众文化走向世界,这在他的六卷本理论著作中体现的十分鲜明!

二、拓开新局:让群众文化学术理论体系建设跻身社会科学之林

新时代伊始,他努力在网络上创办了群众文化学学术共同体和“文化学研究”微信公众号,打破群众文化理论在业内小圈子里的低水平重复,努力争取社科界的专家进入,开拓了群众文化理论的学术新局面!

三、身体力行:孜孜以求“六卷本”

杜染同时身体力行,牺牲自己的大量休息时间,专攻群众文化理论体系建设,很快出版了他的六卷本理论专著!

四、脚踏实地:在群众文学园地辛勤耕耘

杜染在攻克六卷本理论专著的同时,脚踏实地耕耘着群众文学园地,使这个园地春光灿烂,硕果满园,堪称群众文化实践的典范!与他的六卷本相映衬,熠熠生辉!

五、精神可嘉:文化馆人高度文化自觉的充分体现

“六卷本”的出版充分体现了文化馆人的高度文化自觉,说明文化馆人只要认准目标,付之以坚韧不拔的努力,就有能力搞好本专业理论体系建设!

综上所述,“六卷本”是杜染数十年辛勤耕耘的丰硕成果,是群众文化理论体系的积极建树,是推动群众文化理论体系走向完善的助推器,是文化馆人摆脱理论依赖性,实现主体性的积极成果!

因此 ,杜染“六卷本”的出版,其价值、意义已远远超出了著作本身,十分值得庆贺,十分值得珍重,十分值得学习!

如果群众文化、文化馆的理论建设都能学习杜染“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执着精神,一定可以攻坚克难,大大加快我国群众文化、文化馆的专业化、科学化、现代化进程!

让我们再次向杜染“六卷本”的出版表示祝贺!

陕西省文化馆副馆长、研究馆员王茵:

读《文化现代性建构论》

杜染老师年长我四岁,是我亦师亦友的群文同行。低调、严谨、专业、执著是我对他的印象,他在北京市文化馆从事群众文化理论研究工作三十余年,其理论研究成果极为丰硕,是业内有目共睹的文化馆理论建设的耕耘者、研究者和构建者。

文化馆理论体系构建是推动新时代文化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尤其需要理论建设与创新实践并行、并举、并重。近日,欣闻杜染老师学术新著《文化现代性建构论》(六卷本)正式出版。这是他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文化艺术理论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和文化智慧结晶,多年致力于群众文化学的理论体系建构的学术追求,彰显了他作为一名群文工作者坚定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理论自觉。在《文化现代性建构论》专著中,他见解独到的提出了文化理论学说,以及立学、文化建构主义、文化即建构等一系列新的命题、概念和范畴,具有原创性、前沿性、创新性和极高的学术价值,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创新发展、文化馆群众文化体系学术建设都具有积极的引领作用和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为一名陕西群文工作者,向您致敬、向您学习!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调研部主任、研究馆员魏琪

和杜染认识多年,以前就拜读过他的理论大作,都是大部头的学术著作。他是群众文化界少有的如此专心著书立说的研究型学者。全国各省市上下有四千多家群艺馆文化馆,撰写群文方面的文章不少,大多数都是实务的,工作研究总结的多,深入进去形成独有的群文理论的少。高校和社科院的学者也有从事公共文化、群众文化的学术探讨,但因为不在第一线,高屋建瓴的有,更多的还是隔了一层。

这次举办杜染学术理论研讨会,对于我来说,既是一次学习,也是自我反思的机会。我从事群文工作也将近有四十个年头,不久就要退休,忙忙碌碌了一生,思考的多,但落成文字的东西实在乏善可陈。看到杜染洋洋大观的六卷群文理论大作,多少弥补了我的缺憾。希望他的大作能让更多的群文人看到读到,给所有群文人有所启发,也希望群众理论早日形成独立的学科。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馆调研部原主任、研究馆员武俊平:

《文化现代性建构论》出版感言

杜染皇皇六卷的著作《文化现代性建构论》出版,这是我国群众文化理论和文化馆学领域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么,我们的文化界如何回应习总书记的号召,我觉得《文化现代性建构论》就是我们文化理论界最好的回应。特别是对文化馆而言,这是典型的中国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一个文化机构、一种文化模式。但长期以来,对文化馆的理论研究很薄弱,特别是基础理论的研究。如何研究文化馆,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跳出文化馆看文化馆”,就是把文化馆放在整个文化建设的大的坐标系中,确定它的位置。同时,要拓宽视野,从历史文化中长河中,从国际国内的比较中,从建国以来文化馆的丰富实践中,寻找文化馆的生命之源、力量之源,发展之基。杜染同志的《文化现代性建构论》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大量阅读、借鉴古今中外的经典理论,吸收学界最新学术成果,几十年磨一剑,建构了一个宏大的文化现代化体系。

《立学》博大的理论视野,奠定了全书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吸取老一辈群众文化和文化馆学研究的成果,搭起了《群众文化学》《群众艺术学》《文化馆学》的理论框架。从宏观到微观,《北京民间文化》是对本土地域文化资源的梳理。群众文化、群众艺术、文化馆,其核心是提升大众审美意识,《文化美学、艺术美学与现代性》在马克思主义美学视域下观照群众文化、群众艺术,立意高远,体现了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旨归。

作为一个文化馆工作者,杜染同志甘坐冷板凳,潜心于文化理论研究,十年磨一剑,推出如此厚重的理论著作,是我们文化馆界的骄傲,我作为他的同道,也引以为荣。

吉林省文化馆调研部原主任、研究馆员肖英奎:

祝贺杜染先生新书系列出版

在全国上下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文化思想之际,笔者接到了一位同仁出书的消息。近日,北京市文化馆、研究馆员杜染先生正式公开出版了累计百余万字的《文化现代性建构论》(之一《立学,文学建构主义》;之二《群众文化学》;之三《群众艺术学》;之四《文化馆学》;之五《北京民间文艺的世界》;之六《文化美学、艺术美学与现代性》)。

对华龄出版社和有关方面的支持,致以深深的谢意。

大致浏览了一遍,很为他高兴,很为他对专业的痴迷,很为他短期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很为他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及所表现超常的执着与效率,感到意外,感到惊讶。对此,表示祝贺和敬佩。

几十年来,群众艺术馆、文化馆、文化站,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吉林省率先成立吉林省文化馆协会、创办《群众文化研究》、出版《文化馆学》专著以后,全国理论研究成果和学术讨论曾经出现过一段时间繁荣发展的局面。新世纪以来,群众艺术馆、文化馆、文化站的十几万同仁,搞好免费开放,做好艺术普及,推进数字化等,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

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在理论研究和学术讨论方面,经常性的重视不够,偶尔性的重视有之,因此,业界出优秀的作品,出杰出的人才,很少很少。也就是说,老的专家退休或者接近退休,新人或者对事业有引导力的作品,凤毛麟角。

在这种情况下,做常人基本不做之事,杜染先生实在与众不同,通过努力耕耘,专于著述,无怨无悔,令人倍觉激动。这六本书,会给我带来思想上的新知,学术上的更新,工作上的启迪。尤其是对群众文化学和文化馆学的专项研究和系统性传承,及所展现的国际视野,探讨之准确,定位之合理,彰显着实践性和预见性。该系列书的面世,对业界同仁整个工作和学习,乃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极具补课的意涵。

一、就要有杜先生的专研精神。群众艺术馆、文化馆、文化站有六七十年的优势和职能,经验和成果,规律和认识,教训和短板,实践证明,基础是依靠越来越多像杜先生这样的人才,去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进而支撑我们的学科,接地气,有深度,全覆盖,且越走越强。

二、就要有好好研究我们历史习惯。杜书能够弥补这方面的缺憾。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坚定正确的发展方向,发扬历史的主动精神,杜书给予我们的是更多的借鉴和参考。

三、就要有认识学科建设的自觉性。赏读杜先生著作中的《群众文化学》、《文化馆学》,我们能够找到吸引广大群众的良方,能够找到品牌创新和传承的秘诀,能够摒弃固有的思维模式和短板,能够放弃不适当的浮躁和狂颠,脚踏实地,以提升我们的实践认知,以丰富我们的理论素养,以创新文化事业和旅游产业路径,继而踏上高质量的以文化人之路。

贵州省文化馆调查研究部主任、研究馆员,《贵州群文天地》主编陆吉星:

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杜染兄独著的《立学,文学建构主义》、《群众文化学》、《群众艺术学》、《文化馆学》、《北京民间文艺的世界》、《文化美学、艺术美学与现代性》系列作品问世,可以说,是全国群众文化领域的一件大事,一件喜事。数年努力,终结硕果,可喜可贺;学术价值,高度深度,可圈可点。三十年如一日,他扎根群众文化,深耕群众文化基础研究,将对群众的一片赤诚,对群众文化的热爱、对群众文化的独立思考,凝聚在一百多万字的著作里,这是他著书立说的一个崭新的高度,也是全国群众文化理论基础研究一个新的高峰。

习近平总书记期许,“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扎根群众文化理论研究的杜染,无疑是这一要求的积极践行者。

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学问赖之以成。我们读他的著作不难发现,他将学术研究与国家的文化政策紧密结合 ,与社会生活充分结合,将论文内容与文化馆的实际工作相结合,与基层群众文化诉求相结合。我们通过学习他的著作,可以更好地借鉴和运用群众文化学的理论成果,进而提高文化馆的工作效果和专业水平。

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人才赖之以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对于群众文化、群众文化学基础研究来说,更是如此。实践证明,大量的群众文化工作实践,是最好的授业课堂,也是最好的成才舞台。杜染兄是从群众文化第一线、文化馆工作第一线锤炼出来的科研人才,他的著作闪烁着“实践之光”、“实践之美”。

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事业赖之以成。“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学术研究不仅仅是来自书斋里的耕耘,也是实践经验的凝结。杜染几十年的群众文化工作实践,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第一手研究素材,这是他涉足群众文化、文化馆领域研究的最大优势。杜染兄的生动实践启示我们:在文化民生和群众文化需求中体现价值,在文化建设与发展最需要的领域建功立业,书写自己的精彩人生,我们群众文化理论工作者将大有可为也大有作为。

湖北省群众艺术馆副研究馆员李协萍:

因为书还未读完,只能非常粗浅地表达一下我的感受。

首先,就我目之所及这套书是这个行业第一套有完整体系的理论书籍,具有开创性和建构性,填补了群众文化理论史上的空白。

其次,这套书彰显了作者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深厚的理论素养。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套用一句的话,就是我们的群众文化要想走向世界,甚至说能真正引起本国的重视,也绝对不能缺少理论思维。杜染老师以一个非常基层的群文工作者,把群众文化的理论构建作为己任,为行业立身、立命;他从现代化的角度,把群众文化置身于全球的、历史的维度来思考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彰显了其深远的理论眼光和广阔的理论视野。

最后,这套书涉及到群众文化学理论、公共文化服务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美学,作者学术态度严谨,理论储备丰富,整个架构包括了理论、实践、制度、个案,四位一体,方法上包括了比较研究法、个案研究法,非常全面,具有较强的实践基础和可操作性,对我们群众文化行业有很强的指导性。

北京市东城区文化馆研究馆员杨建业:

杜染兄的这套书在群众文化理论方面是高峰之作!在群文界如杜染这般长期浸染,持之以恒,又成果不断的,极少,极珍贵!这套书可以进入中国群文发展史。

北京市通州区文化馆副研究馆员郑建山:

杜染的实践与理论

阅读《文化现代性建构论》之后,谈两点感受。

一是这套书填补了中国群众文化理论体系化建设的空白。杜染这套专著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理论进行研究,来俯视、映照群众文化学的大框架,去阐述群众文化、群众艺术,构建了群众文化学的基础理论,创建了学科,杜染是群众文化界理论的丰碑。群众文化学科一直不被重视,他用浅显易懂的文字形成煌煌六卷本群众文化理论,填补了理论空白。他正值中年,功底深厚、经验丰富,还会在理论上有新的发展。

二是这套书的一大特色是从实践到理论。杜染从基层文化做起,从群众文化的组织辅导,到理论研究。他不是从教条出发,而是从群众文化工作者的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形成整体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建构起全民族的群众文化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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