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染

结语：重构文化学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现象，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核心命题，所建构的是社会主义全球现代性，这个现代性具有终极的指向性与历史的确定性，这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建构性特征。“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改变世界的建构要求必然使文化学走向一种“建构性”的文化学。笔者提出“建构性”的文化学，旨在以马克思主义为哲学基础重构文化学，并将笔者提出的“立学”——文化建构主义、文化现代性建构论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成为对文化现代性理论的探求。为此，需要再强调以下几点。

首先，文化即建构，是“建构性”的文化学对文化的定义。海德格尔说：“‘世界’本身就是此在的一个建构要素” 。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说：“我们正在意识到现实始终是一种建构，至少就其重要的方面而言。” 笔者所理解的“建构”是三重意义即批判、创造与规范的有机统一过程，与作为实践的文化（文化的实践特性）具有同一性，文化也是一个生成、演进、变化的历史过程，文化即文明的创造活动。因此说，在实践的、动态的、本体论意义上，文化即建构，即“人化与化人”的实践过程，是一个未完成、无终点、不断生成的开放系统。从主体性和实践的联系以及文化的本体论意义、动态过程上讲，文化即建构。这是在文化概念所蕴含的历史经验性、主体能动性、动态结构性和物质实践性等意涵以及作为人的本质存在方式的实践与文化所具有的内在的同构性的基础上提出的命题。

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和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论断是立学的重要前提，马克思主义观照下的感性世界和人类社会是立学的现实基础。恩格斯提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 。马克思强调了人的类本质的实践生成性，把人带到了现实的社会历史存在过程之中，他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所说的实践乃是否定现存事物、改造世界的活动，是创造的、开放的、未完成的和具有无限可能性的人类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在实践活动中不但世界不断生成、开显和变动，而且人不断改造自身而向人生成，同时，人与世界双向建构。” 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哲学基础，吸收现代理论的营养，笔者提出立学理论或称文化建构主义学说，建立起了实践论的体系——立学。立学的本质、核心是“现代性建构”，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构成性的总体，通向人类存在的最后审美化——共产主义的过程就是现代性建构的过程。现代性建构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主体性是现代性的一个建构性概念。立学的核心概念是“文化建构”，强调主体及社会是通过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力量而被建构的，文化建构包括主体建构、社会建构。文化和意识形态是主体建构的深层基础。“现代性的一个主要哲学特征是把人放在世界的中心，人成为万物的尺度，这与中世纪通行的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相反。人成为‘主体’，成为一切知识的源泉、万事万物的主宰，发生的一切必须以人为参照系。” 文化建构所建构的主体是作为伟大历史变革主体的历史主体。这意味着“主体本身作为社会过程影响和结果的构成性” ，主体参与历史的建构，同时本身又是在历史过程中建构起来的。立学的“现代性建构”试图从“文化建构”上把握现代性的维度。

文化建构主义，其本质是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建设事业中“人化与化人”的文化政治实践，最重要特征在于它的动态生成性，即建构性。立学体系是笔者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中围绕“建构性”而尝试着创立的文化理论体系，建构性是笔者文化研究最主要的特征，是笔者文化理论原创性、总体性、学术性、实践性、开放性的支撑点。建构性即实践的生成性与构成性。关于文化的建构性，国内外的学者都有论述，斯图亚特•霍尔指出：“更重要的是，文化被赋予了比通常更高的解释地位。文化被认为不是反映而是建构了现代世界——具有与经济、政治或社会发展进程同等重要的建构作用。不仅如此，经济、政治和社会各进程并不是脱离了文化与意识形态条件而产生作用。”

其次，“建构性”的文化学和文化现代性理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互构共生”关系，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理论基础。

本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相较于解释性的文化学，本书的学术价值在于创建一种建构性的文化学，是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而倡导重构文化学。从一门学科、文化现代性理论和文化政治意义上将文化学与全球化、现代化结合在一起，注重文化的建构性，以及历史性、意识形态性、实践性、超越性，提出主体和“文化—政治—美学”辩证融合的关联统一体的建构，使文化学成为不仅解释世界，更要改变世界的理论武器。

本书论文是对于围绕着社会主义文化形态而产生的一种宏观的、动态性结构的分析。这种文化和现代性研究的新架构，以建构性的文化学——文化现代性理论为总的理论框架，致力于探讨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问题。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使用过“现代性”一词：“基督教的幻象、幻梦和基本要求，即人的主权——不过人是作为一种不同于现实人的、异己的存在物——在民主制中，却是感性的现实性、现代性、世俗准则。” 将人的主权作为一种现代性。在西方学者中，认为有两种现代性：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即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技术现代性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即解放现代性、文化现代性。这些学者所说的美学概念的现代性、解放现代性、文化现代性，其实指向的就是社会主义现代性。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一书中所说：“更能表明文化现代性的是它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公开拒斥，以及它强烈的否定激情。” 沃勒斯坦在《何种现代性的终结？》一文中所说的“解放现代性”就是“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文化现代性：“这种现代性不是技术的现代性、被释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的现代性、无限增长的财富的现代性，而是解放的现代性、实质民主（对立于贵族统治和精英统治的人民统治）的现代性、人性实现的现代性，也是温和的现代性。这种解放的现代性不是一种飞逝的现代性，而是一种永恒的现代性。一旦获得，就永不放弃。”“何种现代性终结？让虚假的现代性终结吧，而让一种真正的解放现代性扬帆起航！”

最后，“建构性”的文化学即以“建构性实践”为核心的现代性的文化学，这是重构文化学的目标。“建构性”的文化学旨在建构一种新的文化学研究范式——文化学研究的现代性理论范式。

本书提出“建构性”的文化学——文化现代性理论，旨在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理论的建构，从而作为探索重构文化学的一种构想。在文化现代性研究中，“建构性”的文化学主要探讨文化现代性建构、文化民主化等文化现代化问题，提出文化现代性建构论、立学——文化建构主义等文化现代性理论，确立人、实践、文化三位一体的自为的、历史性的文化建构论体系。笔者开创的文化学意义的文化现代性理论以主体性、理性、总体性、建构性、实践、文化政治、文化民主化、文化全球化等为核心概念，是建构以人类共同价值为核心的全球文化理念和文化学的现代性理论研究范式，强调文化的建构性、创造性、超越性，在实践层面强调通过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建设推进文化的发展和人类解放事业。

在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研究中，“建构性”的文化学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当代课题，是全球化时代文化发展的重要课题。笔者的《文化学——文化现代性理论的探求》就是以建构性为切入点，从“建构性”的文化学视角，提出一种全人类的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理论。

处于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的文化理论研究的总趋势，应该是文化现代性理论成为文化学研究最重要的课题。文化现代性理论突出文化的建构性，强调文化即建构，文化是建构的，是具有建构性、超越性的。本书即是基于建构性研究的文化学理论，建构性是本书文化学理论研究所表达的一种问题意识。本书研究的对象是“建构性”的文化学——文化现代性理论，是文化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研究领域。“建构性”的文化学的逻辑主线是文化现代性建构，逻辑起点是社会主义文化，逻辑终点是共产主义文化，贯通逻辑起点、逻辑终点的逻辑中介是文化现代化实践。

总体上讲，本书的主旨是创立一种“建构性”的文化学。“建构性”的文化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政治学。本书最大的创新点是提出文化现代性理论，建构文化学的现代性理论研究范式和以文化政治、文化民主为核心的包括文化民主、文化政治、文化建构、文化全球化等构成的现代性主题。其中，文化现代性是总纲领，文化建构是总路线，文化政治是总特征，文化民主化是总命题。本书研究的问题就是文化的建构性以及文化现代性建构，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文化政治、文化民主，从文化的建构性、超越性着眼，以建构性来理解文化、实践和人的三位一体性，来建构文化现代性理论。本书是一部具有哲学高度和世界历史意义的学理性、原创性的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理论专著。